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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工商管理英語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供應商關系管理的含義
供應鏈是由不同的利益個體組成的較為穩定的長期協作體系，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單純的采購關系。供應商，尤其是主要的供應商對企業的生產效率、經營業績甚至戰略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供應商關系管理是供應鏈管理中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只有通過實施有效的供應商關系管理，實現與上游供應商的緊密聯接和協同運作，才能使整個供應鏈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和更快的響應速度。
供應商管理是指企業的供應部門以經濟效益為目的對企業需用物資的供應廠商進行選擇、考核、評比不斷優化的動態管理過程。[1]供應商管理是供應鏈管理的一個關鍵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穩定可*的供應商管理隊伍，通過實施良好的供應商管理策略，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為最終客戶提供高質量的快捷服務保障。好的供應商是高質量的保證，卓越的供應商是組織的一項重要資產，將為購買其產品或服務的組織帶來豐厚的回報。
供應商關系管理是一種致力于實現與供應商建立和維持長久、緊密伙伴關系的管理思想，也是一種旨在改善企業與供應商之間關系的新型管理模式。[2]主要研究如何與供應鏈中的上游供應商企業實現業務上的緊密聯系和協同合作，使供應商及其資源能夠更有效地參與到企業的產品設計和生產制造甚至是市場銷售的過程中，并通過對雙方資源和競爭優勢的整合來共同開拓市場，降低產品前期的高額成本，提高市場份額，實現企業與供應商的雙贏。
著名咨詢公司Gartner是這么定義供應商關系管理的：供應商關系管理是用于建立商業規則的行為，以及企業為實現盈利而對于和不同重要性的產品、服務供應商進行溝通的必要性的理解。[3]
（二）供應商關系管理的重要作用
供應商關系管理，是供應鏈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企業界和學術界都己經對此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與探討。供應鏈的地位在當今商業運營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Gartner認為，“當今企業想要成功的唯一條件是擁有一條優秀的供應鏈”，[4]而在供應鏈中，供應商關系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供應鏈管理的重點是在由原材料生產直至最終消費者的這條價值鏈上，其強調的是上下游廠商以及與最終消費者間信息的有效傳遞；而供應商關系管理的重點是放在制造企業上游供應商環節，強調的是來料管理，即采購管理。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戰略性采購的概念，強調從集成的角度看待采購。[5]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采購早己走出了國門放眼世界了，在這種情況下，采購及購買的成本在整個的最終產品中所占比例的大幅度增長?，F代制造企業越來越依賴于供應商為企業制成品提供的增值部件，很多時候，企業終端產品的大部分價值都來自供應商，因此，制造企業在尋求成本控制以及競爭優勢的時候就需要更好的供應商關系管理。
對許多企業來說，與供應商建立一種適合于自身發展的關系，其所帶來的價值會是難以估量的。這些價值可能會包括：
（1）提高收入：與供應商的合作可以協助企業比競爭對手更快或更早地向市場推出新產品，并有可能通過批量的縮小來實現個性化的服務，從而細分市場；
（2）降低成本：除了從傳統的價格方面，從供應商推薦的新材料的運用方面，也可以獲得成本的降低；
（3）資本擴張：與供應商的合作可以使企業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核心生產能力，也可以對企業的庫存水平做出更好的控制，從而提高企業的資本利用率；
（4）提高客戶滿意度：供應商的合作，對企業提高質量，縮短交貨時間，提高供貨率，從而在總體上提高服務水平起著重要的作用；
（5）降低風險：企業及時、安全地獲得關鍵性原材料，可以降低供應鏈中的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
（三）供應商關系管理的制度基礎
自從1938年伯納德的名著《主管的功能》發表以來，組織設計學家的研究旨趣便顯露出朝著4個主要方向發展的趨勢，這4個方向是：傾向于把組織看作開放的系統，注重組織中的信息處理系統，組織設計中采取權變的觀點和生態學的觀點。同樣在對組織決策的研究中，西蒙針對“理性決策模式”的缺陷，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論”，對決策的研究領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通過這些事件不難發現組織理論研究者對組織中復雜性的關注。
1、開放系統理論
以Bertalanffy為主提出的開放系統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組織要滿足自身的各種需要，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與其所處的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換，否則就會死亡。因此，組織必須像生物體一樣對環境開放，建立一種與周圍環境融洽的關系。這一觀點與古典管理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后者極少關注環境，只重視組織內部的設計并將其封閉起來。而開放系統則認為，環境是值得時刻注意的關鍵要素，開放系統理論的出現開辟了組織理論和管理理論的新思路，打破了官僚和封閉式的思維方式，這正是組織學習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觀念。
2、權變理論
權變理論則更進一步，認為組織除了要對環境開放外，還必須考慮如何適應環境的問題。兩位英國學者，TomBurns&Stalker,G.M.在50年代完成了建立權變理論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兩人考查了不同企業后提出，契約的組織和管理應該適應不同的環境變化率，當環境變化率高、技術與市場的變化不斷帶來新問題和新機遇時，應該采用開放的組織形式。權變理論的主要思想包括：組織是開放系統，需要精心管理以滿足和平衡內部需要并適應環境；沒有最佳的組織形式，組織的適當形式取決于任務或所處環境的類型；在同一個組織中，完成不同的任務需要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環境需要不同的組織類型。
3、合作競爭理論
合作競爭理論則強調合作與競爭的同時性，Brandenburger,A.M.&Nalebuff,B.J.對企業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在《合作競爭》一書中提出與書名相同的新名詞——合作競爭，書中指出，企業之間既不是完全的競爭，也不是完全的合作，而是合作與競爭共存。他們把與企業相關的利益相關者分成四類：顧客、供應商、互補者和競爭者，這些利益相關企業的角色總是變化的，一個企業可能會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也就是說，企業與利益相關企業之間的關系總是供應商、顧客、競爭者和互補者的綜合體，合作與競爭關系具有同時性、兼容性，理解這一點有助于決策者在企業之間的合作和競爭中保持清晰的頭腦。
二、供應商關系管理中的問題分析
1、評價、選擇供應商過于主觀的問題
我國企業在評價和選擇供應商的時候，存在著以下的一些問題：如選擇的標準不全面，目前企業的選擇標準多集中在企業的產品質量、價格、柔性、交貨準時性、提前期和批量等方面，沒有形成一個全面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不能對企業做出全面、具體、客觀的評價。而且企業在選擇供應商的時候，主觀的成分過多，有時往往根據企業的形象來確定供應商的選擇，選擇時往往還存在一些個人的成分。
2、對客戶需求反應速度過慢的問題
隨著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顧客需求向多樣化發展，產品生命周期越來越短，需求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因此，對于產品響應速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美國的GM公司因其響應時間過長而喪失了20%的顧客，而且還有40%的顧客盡管買了他們的產品但對響應速度卻不很滿意。[6]這種情況在我國企業中更是普遍存在。我國企業傳統的供應商管理，還存在著與供應商之間缺乏合作，缺乏柔性和對需求快速響應能力等方面的問題。由于供應商與企業之間在信息的溝通方面缺乏及時的信息反饋、在市場需求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企業不能改變與供應商已有的訂貨合同，因此企業在需求減少時庫存增加，需求增加時，出現供不應求。重新訂貨就需要增加談判過程，因此供需之間對用戶需求的響應沒有同步進行，缺乏應付需求變化的能力。另外，在傳統的供應商管理中，采購方對于產品的質量控制也只能進行事后把關，不能進行實時控制，這些缺陷使供應鏈企業無法實現同步化運作。[7]
3、交易成本過高等方面的問題
我國傳統的供應商管理中，比較重視交易中供應商價格的比較，通過供應商的多頭競爭，選擇價格最低的供應商作為合作者。雖然質量、交貨期也是采購過程中的重要考慮因素，但交易過程的重點放在價格的談判上。因此，供應商與企業之間經常要進行報價、詢價、還價等來回地談判，并且多頭進行，最后從多個供應商中選擇一個價格最低的供應商簽訂合同，決定訂單。在這種供應商關系中，供應與需求之間的關系是臨時性的，或者是短時性的合作，而且競爭多于合作。由于缺乏合作與協調，因此互相扯皮的事情比較多，大量的時間浪費在日常的小事上，對長期性的預測與計劃工作沒有時間考慮，增加了許多合作中的不確定性。
4、企業部門之間協調的問題
為了增強競爭優勢，現在各個企業紛紛將他們的生產經營活動集中在自己的核心業務上，而將其他活動交給別的企業處理。企業己經意識到供應鏈對自身企業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成功的供應鏈首先要促進供應鏈上各企業之間的日常聯系，信任、誠實和開放的觀念是共同發展的先決條件。傳統的供應鏈管理中存在各成員不愿意與他人共享自己的商業信息。這樣做的結果是由于沒有準確的信息，那么采購商和供應商都必須保持大量的存貨以保持快速反應，也就無法將安全庫存量減至最少。而且，由于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與供應商之間信息不通暢，缺乏溝通，將會經常發生沖突；還有就是由于供需雙方存在著較大的文化上的差異，這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不利于及時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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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方森：《供應鏈管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第1版。
[2]李建偉：《供應商的管理問題》，電子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周瀾：《戰略供應商關系的管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
[4]周瀾：《戰略供應商關系的管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年版。
[5]楊占中：《供應鏈管理及其面臨的問題》，《物流管理》，2003年9月。
[6]陳兵兵：《管理與供應商的關系》，《IT經理世界》2002年版。
[7]劉兆軍：《現代企業的供應商管理模式分析》，《湖南商學院學報（雙月刊）》，2001年第11期。
關鍵詞：盈余管理涵義目的防范措施
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義
盈余管理是目前國外經濟學和會計學廣泛研究的課題。對盈余管理的概念會計學界存在著諸多不同意見。從以下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義。一是美國會計學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認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另一是美國會計學家凱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認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據以上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備這樣一些涵義：第一，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它包括經理人員和董事會。盡管經理人員和董事會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對企業會計政策和對外報告盈余都有重大影響，企業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們各自作用的合力所決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體是企業對外報告的盈余信息(即會計收益)。在雪珀的定義中，盈余管理不僅僅指對會計收益的調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對其他會計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對會計收益以外的財務數據的操縱并不具有普遍的意義，它所具有的經濟后果相對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將其納入盈余管理的范疇反而會影響對盈余管理本質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綜合運用會計和非會計手段來實現對會計收益的控制和調整，它主要包括會計政策的選用，應計項目的管理，交易時間的改變，交易的創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體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會成員所代表的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綜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GAAP(或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對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從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與其具體目的兩個層次來了解。
1.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
毫無疑問，企業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即獲取私人利益。一般認為，通過盈余管理獲取私人利益的主體是掌握企業管理權的高級雇員，包括總經理、部門經理和其他高級主管?，F代意義上的公司制企業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為基礎的，公司的大股東可能并不參與日常經營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權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級雇員。由于管理者與股東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他們都有各自的小算盤。因此，委托--關系一經建立，"道德風險"、"信任危機"等問題也將隨之產生。為使二者的目標趨于一致，委托方(股東)通常采用業績--報酬激勵的方式來促使管理者盡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勵機制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動迅速向股東的目標靠攏；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積極地謀求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報酬最大化、更多晉升機會等。為此，管理者就有動因采用盈余管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凈利潤低于獎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凈利潤。這樣，下一年度得到獎金的概率就會增加。相反，如果凈利潤高于獎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計算報告利潤時就會盡量去除超過上限的部分，因為這部分利潤得不到獎金。只有當凈利潤在獎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間時，管理這才會有增加報告利潤的動機。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會選擇有利的會計政策調增報告利潤，以獲取最后一次高額獎金。同樣，業績較差的企業管理者在任期將到時，為防止或推遲被解雇，也會利用盈余管理來粉飾真實業績。但是，一旦管理者的變動得到確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當期利潤，以增加未來盈利的可能性。在實行承包制的企業中，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以達到獲取個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報酬與會計利潤掛鉤的制度原本是用來消除股東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信任危機"，但實施的結果卻是事與愿違，非但沒有消除危機，反而加深了危機。最終的結果是管理者通過盈余管理獲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東、底層雇員卻成了名副其實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
管理當局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終目的，在實施盈余管理過程中又會有一些具體目的。與其終極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是以促進企業發展為中介，以達到公司規模擴張之后管理者報酬的增加、在職消費層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發展等終極目的的實現。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籌資目的。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籌資，當公司首次發行股票時?！豆痉ā穼ζ髽I有嚴格的規定，如必須在近三年內連續盈利，才能申請上市。為達到目的，企業便采用盈余管理，進行財務包裝，合規合法地"騙"得上市資格。同時，經過盈余粉飾的報表還有助于企業獲得較高的股票定價。再如上市公司準備配股的時候。中國證監會的有關文件規定，公司"最近三年內凈資產收益率每年都必須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略低于9％"。為了達到配股及格線，上司公司便會積極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以達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稅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稅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合理避稅"之所以成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稅法體系還不十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頗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的選用上有較大的靈活性。比如我國企業所得稅實行33％的比例稅率，同時又規定了兩檔照顧性稅率，對企業管理者而言，稅法的規定便為其開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彈性空間。管理者會通過選用適當的會計政策和方法調減應納稅所得額，從而有資格按照顧性稅率繳納所得稅。
三是獲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業面臨著與會計數據明顯正相關的嚴格管制和監控，一旦財務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業就會招致嚴厲的政策限制，從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為了避免發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會設法降低報告盈余，以非壟斷等形象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如微軟公司就曾通過遞延確認實際所得收入來下調盈利，以逃避美國反壟斷機構的指控。
四是規避債務契約約束的目的。債權人與企業簽訂債務契約是為了限制管理者用債權人的資產為企業獲利但卻有損于債權人利益的行為。通常包含一些保證條款以保護債權人利益，如不能過度發放股利、不進行超額貸款、計提一定比例的償債準備金等等。有些商業銀行甚至規定不得向虧損企業貸款。這些都使得企業不敢輕易違反有關條款，否則會招致很高的違約成本。如果企業的財務狀況接近于違反債務契約，管理者就有可能調增報告利潤，以減少違約風險。盈余管理就成為企業減少違約風險的一個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現形式與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現形式
一是多種形式的"利潤儲存器"。有些企業用不切實際的假設去估計諸如退貨、貸款損失、保修費用等或有事項的準備，這樣，企業就可在業績良好時多計提準備，在業績不佳時少計提準備，以調節利潤。
二是操縱收入的確認時間。如為了虛增利潤，在銷售完成之前、貨物起運之前，或在客戶還有權取消定貨或推遲購貨之前，就確認收入。當為了少計利潤時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濫用重要性原則。重要性原則認為，對微不足道的項目則不值得對其進行精確計量和報告。有些企業以會計上的重要性原則為借口，編造會計數據，從而達到粉飾財務業績的目的。
四是巨額沖銷。有些企業為了保證未來盈利水平，采取巨額沖銷的手法。例如，在企業重組過程中夸大重組費用，以隱瞞利潤。而當重組企業未來盈利不足時，這些虛列的費用，即隱瞞的利潤，就會變成重組企業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過發行股票實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時確認一大筆研究開發費用，或預提大量經營費用，形成巨額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就可以調節利潤。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會計規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變會計方法和原則時，應盡可能詳細地披露其改變對利潤的影響，包括增加財務報表附表，詳細列示所有調整項目。其次堅決反對以重要性為借口，為故意虛報業績開脫責任。再次對收入確認提出嚴格要求，特別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確認。
二是加強審計監控。注冊會計師行業應明確對被兼并公司研究開發費的審計原則，對公司兼并中有關巨額沖銷、資產重組以及收入確認等事項的規則應加以補充、完善。外部審計師必須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許以追求效率而忽視效果的審計方法取代完整的審計程序。
三是加大監管力度。監管機構應將那些重組過程中預提費用、進行巨額沖銷的公司，列入重點核查范圍。發現問題應進行嚴厲的處理，加大懲罰力度。同時，監管機構還應加強正確引導，使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貫地進行會計盈余報告的理念。
參考文獻：
[1]PatriciaM.DechowandDonglasJ.Skinner.EarningsManagement:ReconcilingtheViewsofAccountingAcademics,Practioners,andRegulators[J].AccountingHorizons,2000,14,(2)
[2]PaulM.HealyandJamesM.Wahlen:《盈余管理研究回顧及其對會計準則建設的啟示》[J],北京：《會計研究》，2000，（11）
[3]賈劍鋒，李淑花：《盈余管理與利潤操縱的差異》（J），武漢：《財會月刊》，2001（14），25-26
基于各種各樣的動機，盈余管理已經普遍存在于企業之中。對盈余管理動機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者們熱捧，結合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可以將盈余管理動機總結為以下三點，即資本市場動機、契約動機以及政治成本動機。
（一）資本市場動機盈余管理中的資本市場動機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證券融資動機、收購動機和達到分析師預測動機。1.證券融資動機上市公司為了符合IPO條件，往往會在IPO前一年通過盈余管理，調高利潤。而在IPO成功之后，被調高的應計項目會被調回。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都得出了類似的研究結論，國內學者結合中國特有的經濟環境背景，驗證了在我國上市公司IPO過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張宗益、黃新建，2003）。另外，上市公司存在著為避免虧損而實施盈余管理行為。尤其在我國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將面臨退市風險，因此，為了保存稀缺的上市“殼資源”，便出現了避免連續虧損而實施的盈余管理行為。陸建橋（1999）發現上市公司一旦出現虧損，在出現虧損年份往往存在顯著的、向下的盈余管理行為，學者們稱之為“洗大澡”。2.收購動機在企業收購過程也存在著盈余管理行為。在控股合并中，收購企業則會調高利潤，這樣可以獲得更高的換股比例。在合并期間，調整應計項目約占收購企業總資產2%，在收購結束后，調高的盈余會被轉回。3.達到分析師預測動機管理者為了使企業的盈余符合分析師預測，會進行盈余管理，尤其是當預計實際盈余無法達到分析師預測時，企業管理者通常會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來調高盈余。盈余管理的方向與分析師預測有高度相關性，當分析師做出“買進”投資建議時，公司往往調高盈余；當分析師做出“賣出”投資建議時，公司往往調低盈余。
（二）契約動機企業是“若干契約的結合”，利益相關者期望這些契約能夠得到監督。常見的契約有債務契約、管理層報酬契約以及公司章程等?；趪鴥韧庋芯?，我們重點討論債務契約和管理層報酬的盈余管理動機。1.基于債務契約的盈余管理動機既然企業是“若干契約的結合”，那么企業也就存在違反契約的風險，而債務契約是存在于企業中很典型的一類契約。當企業盈余降至債務契約臨界點時，也意味著企業面臨違反債務契約的風險，為避免額外的違規罰款，企業可能通過調整應計項目來增加盈余，而改變折舊方法是管理者常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如將加速折舊轉變為直線法。當然，除了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也會用來避免違反債務契約風險，例如在股利支付契約中，管理者可以直接修改股利支付條款或者削減股利支付額。2.基于管理層報酬契約的盈余管理動機一旦企業存在管理層報酬契約，就會存在基于管理層報酬契約的盈余管理動機?；诶硇匀思僭O，為了實現個人薪酬最大化，管理者會在政策法規允許范圍內，最大限度的操縱報告盈余。Healy（1985）研究了在設有獎金上下限和沒有設獎金上下限兩種情況下，管理者會有怎樣不同的反應。即如果顯示在設有獎金上下限時，管理者傾向于通過應計項目降低當期收入，在沒有設有獎金上下限時，管理者傾向于通過應計項目增加當期收入。
（三）政治成本動機政治活動理論認為政治活動中需要利用會計信息，政策法規的制定實施都需要得到會計數據的支持驗證。因此，企業管理層基于政治動機的原因將會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選擇最有利于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體政策程序。目前，在反壟斷和反傾銷調查中，常常涉及政治成本動機的盈余管理，實證研究重點也集中在這兩個方面。對申請進口減免稅公司進行調查研究發現，這些公司在申請當年會通過遞延應計收益來調低當期收益，以使自身符合進口減免稅的標準。同樣，受到反壟斷調查的公司一般都會在調查當年進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行為。在對加拿大多家申請了反傾銷的企業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這些企業普遍調低了利潤，以期獲得加拿大外貿法庭的支持。但是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為了實現反傾銷調查而進行的盈余管理能夠被股票市場識破，而且能夠及時修正被調低的盈余。
二、新會計準則實施對真實及應計盈余管理水平影響
會計準則的作用在于降低內部管理層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然而，會計準則畢竟不能窮盡所有，難以兼顧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可靠性，這就需要管理層做出必要的職業判斷。2007年1月1日，新會計準則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強制執行，新會計準則以原則為導向，趨同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自實施以來，關于新會計準則能否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緩解盈余管理一直受到學者的激烈爭論。對新會計準則與盈余管理的關系，沈烈和張西萍（2007）認為新會計準則的實施給盈余管理提供的空間有消有長，但總體來說應該是消大于長。
（一）新會計準則對應計盈余管理水平影響會計準則是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可靠性均衡的結果，準則制定者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應當給予管理層哪些職業判斷，以及職業判斷空間的大小。隨著新準則的實施，我們需要了解在新準則實施之后，應計盈余管理的水平和頻率是上升還是下降了。一方面，新準則擴大了管理層職業判斷的范圍，增加了準則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公允價值的運用、研發費用可以資本化）。另一方面，新準則也對盈余管理的重災區進行了一定限制（限制資產減值的轉回，規范企業合并，限制公允價值的運用，完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下面就新準則對應計盈余管理水平的影響作詳細分析。新會計準則給予管理層更多的職業判斷空間，理論上來說應計盈余管理水平會增加。與舊會計準則相比，新會計準則最大的特點是引入公允價值概念。38項具體準則中，涉及公允價值的就有20項，管理層可以利用公允價值來操縱盈余。如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中規定：使用非現金資產償債進行債務重組時，企業可以按照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沖減原債務賬面價值，差額將直接計入當期損益，這必然就存在了盈余管理的空間。又如準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中規定：當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具備“換入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在風險、時間和金額方面與換出資產顯著不同”、“換入資產與換出資產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不同，且其差額與換入資產和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相比是重大的”兩個條件之一，便可認定該項交換具備商業實質。在判斷是否具備商業實質的過程中，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新會計準則在提供了更多職業判斷空間的同時，對盈余管理重災區也給予了一定的限制。1.舊準則規定合并報表的合并范圍是母公司控制的投資單位，母公司可以任意改變投資比例，從而改變合并范圍。新準則修改了合并范圍的規定，要求遵循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擴大的合并范圍。另外，建立了嚴格的合并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因此通過合并報表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大大縮小。2.舊準則規定已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在資產轉銷后可以轉回，這一規定為我國上市公司實施應計盈余管理提供了條件（趙春光，2006）。新準則規定資產減值一經計提，日后不能轉回。3.新準則雖然引入了公允價值概念，但同時也對應用公允價值做了嚴格限制，避免企業濫用公允價值。4.新準則相對于舊準則，更加注重會計信息的披露，制定了嚴格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這不僅有利于信息的傳遞，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而且限制了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行為。
（二）新會計準則對真實盈余管理水平影響新準則對應計盈余管理的濫用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資產減值轉回的限制、合并范圍的限制等。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監管機構對應計盈余管理行為也加強了監督。市場分析師和投資者的不斷成熟，使得企業利用應計盈余管理操縱盈余更易被市場察覺，因此，我們分析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些應計盈余管理行為受到限制的企業會轉而進行成本更高的真實盈余管理。與應計盈余管理行為相比，真實盈余管理具有隱蔽、不易面臨監管的優點。實際上，我國上市公司長期以來一直重視真實盈余管理，只是理論界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隨著新會計準則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全面實施，大量應計盈余管理行為受到限制，理論上說真實盈余管理將被更多的上市公司所采用。當然，真實盈余管理行為所付出的成本要大于應計盈余管理，并且不是所有上市公司都符合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條件。另外，能夠實施真實盈余管理行為的企業，說明其質地較好，管理層對企業前景有著良好的預期，能夠向市場傳遞利好消息。對于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真實盈余管理水平的變化也有所不同。前面已經討論了盈余管理的三大動機，其中在資本市場動機中，有保盈、保增長和配股等。一般來說，具有保盈動機的公司，其經營業績處于較差狀況，雖然新準則限制了應計盈余管理行為，但這些具備保盈動機的企業很可能自身不具備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條件和能力，因此新準則的實施不能顯著促進這些企業真實盈余管理的使用水平。而對于具有配股動機的企業，其經營狀況處于良好，當應計盈余管理受到限制后，這些企業更可能也更有余地實施真實盈余管理行為。
三、小結
通過束縛管理者的行為，在委托和關系中，經營者行使權利從中獲得益處和企業的財務指標息息相關，關于盈余管理會計政策的選擇，就是企業會計信息不全面性。
1、變更會計政策。
股票上市公司的經濟業務比較復雜多樣，其中，有許多種可以選擇的經濟業務的會計政策的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會計政策的改變來實現股權激勵機制的改變，實現了公司盈余。
2、變更會計估計。
會計變更是指企業有效利用信息或事務處理不確定性評價的結果，會計經濟業務的一部分本身是不穩定的，這就需要管理者做出的存在一定的主觀性，這使得會計評估有效地根據公司的實際狀況。
3、收入與費用的確認
在企業的實際運作，將通過收入與費用的變化來調節利潤，當企業需要提高利潤的企業將不在銷售確認條件確認收入的實現將未來收入轉移到這一段。
4、非經常性損益
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非經常性損益，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常常使用的非經常性損益的時間有效性，對企業內部的虧損進行適當調整，因為它不需要指數計算ST，P公司盈余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因此許多公司使用收益管理的項目，為了避免連續虧損造成的特殊待遇，暫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風險。?
5關聯交易。
企業采用調整脫機模式實施項目的盈余管理，但這種方式很容易檢測，因此公司開始采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并按照協商定價原則，價格取決于需求的變化。
二、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機制下實現盈余的策略
（一）對管理層激勵機制設計的策略。
雖然會計信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激勵合同，但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并非完美無缺。所以結合經營者績效評估和其他指標的充分考慮委托人一旦性能指標和市場價值等。
（二）對證券市場運行嚴口監管的策略。
市場價值指數是反應性能的主要途徑，提高股票市場的效率，可以創建激勵制度，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我們將嚴格控制上市接近確保質量的同時加強公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證同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規范化。
（三）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策略。
做的順利實施股權激勵制度，加強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建設和加強控股股東的監督，除了采取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加強內部建設，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最后積極構建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誠信的發展文化。
（四）對管理者市場層面的策略。
專業素質的人員、管理者是企業走向健康發展道路的關鍵之一，股權激勵制度有效的建立需要高層管理人員的優化配置，選擇一個高水平的經理，其次，通過市場手段扮演經理的激勵和約束的角色建立一個完美的人才競爭機制。
三、總結
我們認為，盈余管理是指企業管理人員在會計準則和《公司法》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會計估計的變更、重組經營活動或交易等，以期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或）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盡管會計盈余管理會導致會計信息與未進行任何盈余管理時不同（并非就是失真），但會計盈余管理與會計盈余作假有著本質的區別。會計盈余管理是在相關法律規定范圍內，而會計盈余作假則是超出了相關法規和準則允許的范圍而進行的會計欺詐行為，如違規進行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估計的變更，無中生有地虛構經營活動或交易（隱瞞和刪除交易或事項，偽造、變造交易或事項及相關憑證記錄）。
二、會計盈余管理的有益性
一方面，從個別公司來看，公司在經營過程中，難免因為外界環境的變化，如某物件市場供需不平衡價格大幅度升降、某些優惠政策的頒布、某準則條例的修改等，而需要更換從前的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方法，以更好地反映企業經營狀況，實現企業價值更大化，減少違反債務條款、失足配股門檻等帶來的風險，即經營者能夠利用會計自由選擇權進行會計政策合理選擇、會計估計的合理判斷以及信息的恰當披露，可以保護公司免受現實狀況帶來的不必要損失。另一方面，從整個市場來看，盈余管理并不會扭曲公司當期稅前的賬面價值，并不會誤導報表使用者，反而可以使賬面盈余更準確地表示公司的實際價值。所以我們認為，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反而更容易引起報表使用者的警惕性，報表使用者能夠坦然、理性地面對公司盈余管理，而且更青睞于盈余比較平滑的公司，也正如斯科特所認為的，盈余管理可以作為一種向市場傳遞內部信息，使股價更好地反映公司前景的機制。
三、中小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管理現狀分析
1.存在盈余管理行為
相關研究表明，中小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會計盈余管理行為，尤其是在IPO過程中。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年度報表ROA分布圖，圖2、圖3、圖4分別為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報表ROA分布圖。其中：ROA為報告期凈利潤與期末資產總額之比；圖中的條柱為報表中ROA的分布；橫軸為ROA；縱軸為公司比例。我們可以發現，在0處ROA的分布均具有明顯的跳躍現象，即樣本比例在0的右邊突然增多，與在0的左邊樣本則突然減少形成鮮明對比。在我們看來，此現象的產生就是盈余管理的結果。
2.盈余管理公司呈現增長趨勢
從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2年各年年度報表ROA分布圖，我們可以看出，從2004至2012年，在0處ROA分布的跳躍現象越來越明顯，尤其是2010~2012年，0右邊附近的樣本數急劇增多。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近幾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數量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公司數量的急劇增加。從中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年1季度、半年度、3季度報表ROA分布圖，同樣可以得出此結論。
3.盈余管理呈現季度差異
小上市公司2004~2013年各季度報表ROA分布圖，從左往右的四個圖依次為：1季度ROA分布圖、半年度ROA分布圖、3季度ROA分布圖和年度ROA分布圖。從圖9可以看出，在0處ROA分布的跳躍現象在各季度報表中表現得不一致，1季度ROA分布圖的跳躍現象最為明顯，半年度和3季度的次之，年度報表ROA分布圖的跳躍現象則較為緩和。即1季度報表反映的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而年度報表反映的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可能是由于年度報表需要審計的緣故。
四、思考與建議
1.投資者是具有信息判斷能力的
從上文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報表反映的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多，年度報表反映的進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最少。而許曉芳和方略（2012）研究發現，中小上市公司1季度報表的信息含量最少，股價波動與其報告盈余偏離最大，年度報表的信息含量最多，股價波動與其報告盈余擬合度較好。這說明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使用了年報中披露的盈余信息，而很少使用1季度報表披露的信息，他們能夠意識到，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為，年度報表由于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核，相對更具有真實性和規范性，而1季度報告存在更大的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投資者具有一定的信息判斷能力，中小上市公司管理者在進行盈余管理時，應當明確此點。
2.會計盈余管理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一方面，公司進行盈余管理，不管是變更會計政策、會計估計方法，還是重組事項和交易等，都需要在財務報告中披露，思考如何進行盈余管理、如何進行披露將增加公司管理者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而且還會引起諸如證監會、媒體、相關利益群體等的關注，從而可能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契約成本（如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投資者較為保守，比較排斥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那么，或通過自己直觀地發現公司存在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估計方法變更，或通過一些專業分析師或學者研究發現公司存在其他隱蔽性的盈余管理行為，則公司盈余管理幅度一旦超出了他們預期或接受范圍，他們就會立即放棄該公司，甚至加入投資黑名單。
3.盡可能保持公司盈余平滑性
盈余管理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廣泛研究的課題，對于盈余管理的概念問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側重點進行研究，會得出不同的定義。美國著名會計學者斯考特(Scott)在其所著的《財務會計理論》一書中這樣定義盈余管理，他認為盈余管理是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經濟后果的一種具體表現。所謂的盈余管理，就是只要公司的管理層有自由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那么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的會計政策必定會受到親睞。而美國著名會計學者Schiper則有自己不同的見解，為了獲得某種私人利益或(而并非僅僅只是為了中立地處理經營活動)，對外部財務報告進行有目的的干預，這就是盈余管理。而Healy等認為盈余管理是當管理者在編制財務報告和構建經濟交易等經濟活動時，他們利用自己的判斷擅自篡改財務報告和財務報表，從而使一些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真實的經濟收益受到誤導，或者影響根據報告中會計數據形成的契約結果。雖然不同時期的學者對盈余管理的定義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但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即在盈余管理的過程中，公司管理部門是有目的、有意地選擇對自身有利的會計政策或交易安排，以通過盈余管理使自身獲取利益，其最終的目的是使得自身利益和價值最大化。Jones以DeAngelo模型為基礎，將總應計利潤也分成可操縱的和不可操縱的應計利潤，排除非操縱性應計利潤不變的假設，研究非操縱性應計利潤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并用一些指標如銷貨收入的變動、應收賬款的變動、固定資產的折舊等來衡量，提出了著名的瓊斯模型，之后相關學者對瓊斯模型進行修正完善，形成了修正的瓊斯模型、擴展的瓊斯模型、改進后擴展的瓊斯模型等一系列計量模型，使瓊斯模型更加完善，更加符合現實證券市場的需要。Burgstahler等通過對上市公司每年的盈余水平變動的橫截面統計分布的分析，利用統計軟件進行平滑統計檢驗，根據統計的研究數據和結果，得出了公司為了避免虧損或者為了某一意圖提高賬面盈余，確實存在著盈余管理的行為，而增加賬面利潤的方式主要是操縱營運資金的變動和現金流量的管理的結論。
我國的盈余管理動機研究集中于對監管動機和盈余管理手段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也充分體現了中國證券市場的鮮明特點。陸建橋是最早對我國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進行研究的一批學者之一，他將研究樣本定為到1997年為止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22家虧損上市公司，對這些公司在出現虧損前一年度、虧損年度和扭虧為盈年度的盈余構成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假設，通過研究，他得出我國虧損的上市公司為了避免連續虧損以致被ST甚至被退市，在虧損年度都會進行適當的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孫錚等利用統計分析方法對虧損和扭虧的上市公司進行統計分析，統計結果顯示上市公司的資產收益率在微利和嚴重虧損區間分布比較集中。這說明公司為了自身的利益進行了顯著的盈余管理，其中上市公司為了避免被ST或退市，努力利用會計項目調整盈余，達到使公司當年不虧損或微利的目的;而已經虧損的上市公司為了能夠使下一年盈利，會使當年度的虧損擴大，即所謂的虧損年度調減收益，為下一年調增收益摘帽做準備。孟越等基于盈余分布密度檢驗的方法對虧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進行分析，證明了我國虧損上市公司在虧損之前為避免虧損確實存在著盈余管理的行為，并從監管制度、資本市場、會計準則角度提出建議，以期縮小盈余管理的空間。從上述對國內外文獻綜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盈余管理的動機各有不同，但國內外市場普遍存在著盈余管理的情況，尤其是我國虧損的上市公司為了避免被暫停上市或退市的風險，盈余管理的傾向更明顯。國外的研究主要通過構建模型來進行實證研究，并出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型;而我國的盈余管理研究充分體現了中國證券市場的鮮明的特點，我國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終止上市和配股等方面都有相應的最低盈余水平要求，為了達到要求，上市公司紛紛進行盈余管理。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操縱利潤進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是調增或調減應計利潤項目或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實證研究的成果為監管部門不斷修改公司上市、退市和配股等相關的監管政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我國證券監管部門雖然頒布了相關法規，但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監管動機上，沒有針對具體的行業盈余管理的所采用的不同手段進行具體研究，盈余管理仍然有著十分廣闊的研究前景，我國證券市場尚待繼續完善。
2研究設計
ST公司是一類比較特殊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動機和愿望更強烈，上市公司受到退市警告被特別處理(ST)后，對公司的管理層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擺脫財務困境，而在公司的經營業績短期內無法改觀的情況下，為了維持自己公司的上市資格，以使公司得到長期發展，公司會利用盈余管理來粉飾報表，達到賬面盈利的目的，以避免被暫停上市或被退市的厄運，但這大大降低了公司財務報告的質量，擾亂了證券市場的正常秩序，阻礙了整個證券市場的長足發展。因此與其他公司相比，ST公司更有可能過度利用盈余管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研究ST公司能夠更好地研究盈余管理，對規范市場秩序，保持證券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利潤是企業追求的終極目標，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更是這樣，當上市公司連續2年虧損，被相關監管機構處罰，受到退市風險警告時，企業為了最大限度的減少由于虧損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避免自己連續3年虧損被暫停交易，在企業的經營業績短期內無法很快改善的情況下，企業管理人員很可能在連續2年虧損后的第3年進行盈余管理，防止被*ST甚至公司被終止退市。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①虧損上市公司在其扭虧為盈年度，會做出調增收益的會計處理;②虧損上市公司在扭虧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扭虧為盈前一年度和扭虧為盈后一年度。
3實證分析
首先根據瓊斯的修正模型在年報中找出30家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對應的凈利潤、經營現金凈流量、總資產、固定資產原值、應收賬款、營業收入的數據，然后根據這些數據計算出對應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應計利潤(凈利潤－經營凈現金流量)、總資產、固定資產原值、應收賬款增加額、營業收入增加額，之后利用修正的瓊斯模型將數據帶入線性回歸模型。利用eviews軟件對樣本總體扭虧為盈年度(2010年)、扭虧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虧為盈后一年度(2011年)進行回歸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R2是指回歸模型的可決系數，由表2可知，3年的可決系數分別為0.85、0.94、0.98，而調整的可決系數為0.83、0.93、0.97，均小于相應年的可決系數，且3年的數值較高，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該回歸模型很好地解釋了樣本數據。另外樣本3年的F檢驗值分別為49.2、137.7、350.7，而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F(3，26)=2.98，說明該線性回歸方程整體顯著。下面研究樣本總體扭虧為盈年度(2010年)、扭虧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虧為盈后一年度(2011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以此探究扭虧為盈年度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將算出的回歸參數帶入線性回歸方程，計算出每年的盈余管理程度(總應計利潤－非操縱性應計利潤)結果。2010年的盈余管理程度都為正數，說明ST上市公司在扭虧為盈年度(2010年)進行了明顯的調增收益的盈余管理，且通過與扭虧為盈前一年、扭虧為盈后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作比較，可以看出，扭虧為盈年度與之的差額均為正，說明扭虧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大于扭虧為盈前一年和扭虧為盈后一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因而假設成立。
4結論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企業管理層的主要目標是在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基礎上增加股東財富。Carrol（l1979、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四個方面內容：盈利的經濟責任；遵紀守法的法律責任；行事正確、公正、公平的道德責任；為社會、文化及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慈善責任[10、11]。其中，第一個維度（盈利，即增加股東財富）構成了企業通過提高員工、顧客和社區生活質量在內的對社會負責的承諾基礎（即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07年對4586位企業經營者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經營者普遍高度認同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公益4個方面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自身的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具理論（Friedman，1970）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增加股東價值的一種工具，任何提倡的社會活動只有在能增加財富時才會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歐洲委員會于2011年賦予企業社會責任以新的內涵，這個委員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對其給社會產生的影響所承擔的責任。對適用法規和社會參與者間的集體協議的尊重是履行責任的先決條件。為了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應該具備將社會、環境、道德、人權和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同經營活動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備和其利益相關者密切協作的核心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使企業的所有者/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和整個社會的共享價值的創造性最大化?！鄙鲜龆x都認同股東財富創造是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活動的基礎，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業財務業績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且大多支持兩者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Ruf等，2001；沈洪濤，2008）。然而，由于反映財務業績的指標一般是通過會計報表數據計算得到的，而應計制記賬基礎下的會計數據存在操縱空間，因此，對財務業績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正向關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業真實業績的提高?；诖?，學術界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兩種對立的觀點中，支持道德假說的學者們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該源于自身的慈善行為，源于對社會風險的管理，源于對綜合目標的平衡，也源于對最大化社會福利的貢獻等（李偉陽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說的學者們則認為，企業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陳昕，2013）[17]，企業可能通過慈善來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其他不當行為的關注，從而降低企業的聲譽損失。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诶嫦嚓P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诖?，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F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痉险龖B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偟膩碚f，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偟膩碚f，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
五、研究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