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6:11
序論：在您撰寫農村城鎮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農業產業化通過工業布局促進城鎮化的發展
韋伯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濟學家，是工業區位論的奠基人。韋伯理論認為，區位因子決定生產區位，即將生產吸引到生產費用最小的地點。具體做法是根據運輸費用來確定生產成本最小的地點，因此農產品加工一般會聚在城鎮地區。城鎮地區的交通業十分發達，信息傳遞也十分高效，為降低成本，農業產業主體也會集中在城鎮區域。這種聚集既促進了產業發展的高度化，又進一步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而目前，對于中國農村發展狀況來講，農村的運輸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農業產業主體會因地制宜地布局在農村地區。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給農村地區帶來更多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設備等。生產要素是推動農村城鎮化的重要條件，主要原因就是要素的流通和使用決定了農村城鎮化的快慢。農業產業化要求以盈利為目，以經濟效應為導向，此種導向必然會使產業生產主體降低成本。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比城市勞動力的價格低，這會吸引大量的農業產業主體到農村地區從事農業生產工作，這也會加速農村的城鎮化進程。以前從事耕作的農民會因為更高的工薪去從事龍頭企業雇傭下的工作，農村勞動力會以這種方式轉化成城鎮勞動力。這種最優區位布局驅動著農業產業化對農村城鎮化產生作用。
（二）農業產業化通過發展規模經濟促進農村城鎮化
在全球發生二次工業革命和信息產業革命后，大部分的生產勞作工具已經規范化，如生產線更是普及，規模經濟發展得以形成，產業化的發展與規模經濟緊密相連。產業內部達到合適的經濟規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條件，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需要充分使用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利益，而如何使用規模經濟也顯得格外重要，使用標準化的分工，不斷提高科技進步，高效率的融資和大企業的收購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規模經濟效應。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要求勞動工具不斷革新，所需的勞動力素質也不斷提高，原本的耕地發展成為農業生產基地。目前，發展較為成熟的方式是龍頭企業去經營生產基地，具體措施為建立農民與龍頭企業的利益聯結機制。利益聯結機制是實行農業產業化的基本要素，農業產業化發展地是否成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利益聯結機制是否能夠有效地發揮。在這個利益聯結體里，不管是生產者，消費者，還是銷售者，都會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但不是每個參與者的利益都是均等的，要根據其對整體效益的貢獻來作出合適的分配，并且分配要以公平為原則，這樣的利益聯結機制才是有效的。目前，我國的農業大企業比較少，其吸收能力有限，并不能和農民的利益有效地結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龍頭企業的運行效率就會很低。為了更好地與農民互動，可以讓農民更加地融入到這個企業，可以通過農民參股的模式，農民會因為了自己的利益會積極參與到龍頭企業經營工作中，龍頭企業作為農業產業化的支撐力量，可以更好地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形成規模經濟。生產基地的規模經濟效益會使農業產業經營收入增高，農民反過來也會因為更好的社會福利而涌入城鎮，這就壯大了城鎮化的發展。這些涌入的勞動力資源在經濟資源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為除了勞動力要素，其他的生產要素都需要勞動力要素去支配，其他生產要素只有和勞動力要素結合，才能產生價值，所以農業產業化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鎮勞動力，不僅將人口城鎮化，也促使了勞動力資源在城鎮區域的合理配置，加速了城鎮化的發展，為發展中的城鎮創造經濟價值。
（三）農業產業化的外部效益促進城鎮化的發展
當農業產業化發展成熟時，它的影響就超出了農業的范圍，其外部效益會影響到農村經濟的方方面面，從而推動農村城鎮化。比如發展生態農業旅游，這種旅游業可以增加農民的就業收入，拓寬他們的就業渠道。農業產業化發展成熟可以帶來的不僅是農村第一產業的發展，也促會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如生態農業旅游，餐飲，物流等。由于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會吸引大量的就業，對農村勞動力轉化為城鎮勞動力具有重要貢獻，而且服務業與人們的生活聯系緊密,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更能直接對人們的生活舒適度產生影響。因而，城鎮化的發展不能忽視服務業，城鎮化的發展應以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結合點為著力點，這樣農業產業化就能通過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城鎮化的發展。此外，產業化的農業已經與單純的第一產業不同，基本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需要擁有大量的資金，農業產業化也要與運輸，計算機技術相結合，這些都為城鎮化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也將城鎮化過程中分散的資源聚攏后進行科學配置，使城鎮化的發展不斷達到新的高度。
二、農村城鎮化可以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一）農村城鎮化可以抵消產業化的副作用
當農業產業化發展迅速時，產業主體所運用的技術會進步，設備更換的頻率會提高，生產經營模式會向現代經營方式轉變，對耕作土地面積的需求越來越大，而對人力的需求越來越小，因而農村勞動力已經超出了需求，農民會到城市去尋求就業機會，但是城市本身的就業吸收量是有限的，城市如果擁有過多的勞動力，會造成資源閑置，城市科學治理就會變得有難度，而農村城鎮化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城市過度飽和的問題，所以農業產業化要想健康發展就必須農村城鎮化。
（二）農村城鎮化會促進農業產業走向規模經濟模式
農業依靠自然資源，在自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均所擁有的資源比較少，目前來看，農民依然會保留一定的土地并且耕作，但是更多的時間，他們會進城務工，獲取更高薪水，土地耕作卻變成了副業。這種情況會導致農村的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而土地經營權卻不能及時轉移到農業龍頭公司，龍頭公司就無法擴大企業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城鎮化的發展會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勞動力轉移的障礙清除，現有土地經營權就會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會荒廢，所有的生產要素會隨著市場規律的變化而科學地流動。只有規模經濟體所需的各種要素資源都得到滿足，農業產業化才會有機會發展。
（三）農村城鎮化可以為農業產業化提供良好環境
想要發展農村產業化，必需有城鎮化發展環境。農村城鎮化以它集中的生產資源來推動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當農業經營發展成集約化，現代化模式時，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會轉化成城鎮勞動力，它們作為城鎮人口，有著比之前更多的需求。城鎮化可以拉動大量的需求，比如有更多與第三產業有關的需求，而在農村，最大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生存需求。農村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原來農民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被打破，他們需要以工作換取生存和生活用品，像房地產，旅游業，服裝業等就會進一步的擴大，這種蓬勃發展的服務業會為農業的產業化提供服務，就會大大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增加的城鎮人口比以前擁有更多的需求，要滿足這些需求需要更多的生產，而單純依靠傳統工具生產已經跟不上日益擴大的消費需求。增加的需求會刺激農業進行產業化，因為只有發展農業產業化，采用現代農業經營方式，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城鎮化地區擁有比農村地區更多的研發技術資源，農業產業化必須以科學進步來提高產業經濟效益。產業主體僅僅依靠增加產量來擴大市場規模是十分緩慢的，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才能反向刺激需求，產生新的分工，新的目標市場，提高生產效率。農村城鎮化可以為農業產業化提供研發環境，刺進新的需求，間接促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另外，我國目前農業仍然存在大量的小農經濟，并且農村人口數目遠遠超過城鎮人口數目，而人均可耕土地資源卻少之又少，這就加深了農村人口和可耕土地的矛盾，這些是導致農業產業化進程緩慢的因素。城鎮化的發展可以從整體上為農業產業化服務，有序地將農業剩余人口轉移而不會導致社會問題，這是農業產業化發展所必需的發展環境。
三、結語
中國的城鎮化之所以能夠引起世界矚目并對人類進程產生影響，根本原因有兩條:即速度快、規模大。從1949年到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0.6%微升到17.9%，30年間城鎮化率增長7.3%，年增長率不足0.24%;從1978年到2011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7.92%迅速提升到51.27%，年增長率超過1%，城鎮總人口由1.72億人增加到6.9億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數據顯示，到2025年，大約有10億中國人將入居城市，屆時中國將會出現大約221座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在目前，類似規模的城市在歐洲也只有35座。專家預測，我國已進入加速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黃金期。到2030年，大概有3億多農村居民移居城市，同時，農村人口將減少1/3以上，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將“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建設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城鎮化自此將步入新的發展期、調整期。假使對過去幾十年我國城鎮化的狀況做一客觀剖析研判，不難發現，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快則快矣，好則不好。突出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會學者王春光先生即嘗試用“半城市化”概念來分析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社會融合問題。他認為，“半城市化”是一個介于回歸農村與徹底城市化之間的狀態，它表現為各系統之間的不銜接、社會生活與行動層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會認同上的“內卷化”。后來，他將這一觀點進一步補充發揮和完善，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人們一般認為，“半城市化”這個概念，最能夠準確描述和概括當下中國城鎮化的真實狀貌。大部分的歷史時間中，“不是經濟嵌入在社會關系中，就是社會關系嵌入在經濟系統中”。純市場的獨立存在，勢必會對社會系統乃至文化系統造成一定的破壞，損害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以博蘭尼的理論反觀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過程，以及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的關系，就會發現，改革開放30多年間，我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一直被視為純粹的就業者和勞動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實現非正規就業，有限參與城市的勞動分工，而很難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也難以與城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有效對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體解釋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層含義:一是城市各個系統之間的不整合不銜接，在中國主要表現為市場系統與社會、體制和文化之間的不整合;二是社會不整合，表現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動等實踐層面之間的相互不融恰、隔絕與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視與不認同。這個見解，等于是對博蘭尼的理論做了注解。美國學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爾也曾討論過“半城市化”現象，含義大致包括三層: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難民，他們根本沒有生活機會和希望;二是他們會在城市中長期生活下去;三是他們生活在城市貧民窟里，那里成了社會動蕩的沃土和類國家(即暴力濫用)。他們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種背井離鄉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帶?，F在有數千萬的難民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蘇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區的永久性的營地里。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實的貧民窟(那里的生活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會自行演變成類國家，成為動蕩的沃土”。顯而易見，這兩位美國學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內涵所指有著特定對象，與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蘭尼的社會整合理論、剖析中國城鎮化的不徹底性，主要針對的是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離、排斥和不融合狀況。在后來的研究中，他進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權、日常交往和社會認同這三個層面。其緣由就是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權(而不是“公民權”，因為，中國的公民權往往被市民權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著經常性互動和交往障礙，與城市社會處于事實上的隔離狀態;和城市人口之間存在相互之間的不認同。應該說，這樣的分析判斷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狀態，是一種非正常的城鎮化狀態，它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和變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農民工人戶分離，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權難有保障，市民權無從分享;農民工子女上學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視及制度性阻障。僅此而言，這種不徹底的城鎮化，會從整體上拖滯我國城鎮化、現代化的進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質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轉移的零碎化。從人口的流動與遷轉角度看，3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依次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姑且稱之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鎮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規模擴大，城市個數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國各類建設用地數量持續增長，高峰期每年多達幾百萬畝，占用的都是優質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紀以來，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半澳門的面積。城市數量增加，規模擴大。“圈地運動”永無休止，大餅越攤越大。但全國各地存在一個十分普遍而又怪異的現象，就是把土地“攤”走，把人給留下，因此出現了相當普遍的人地分離情況。用低價“攤”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順地高價出售;農民用自有的集體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產權房”，不能上市交易。規模龐大的“城中村”景觀，十分準確地反映出我國城鎮化特定階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實。其次是勞動力城鎮化。數以億計由鄉入城的“農民工”，由這一獨特的稱呼即可判定，他們的構成十之八九是青壯年男女勞動力。農民工舉家遷移，或稱“復數遷移”所占比重較小。根據李強先生對重慶、四川地區外出農民工年齡狀況的調查，35歲以下的外出農民工占到總數的88%。他的結論是，“外出的幾乎都是高能量的勞動力”。而這種沒有家庭全體成員參與的完整意義上的人口遷移，恰恰是農村“留守兒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農村教育城鎮化的一個動因。三是家庭城鎮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婦孺要壯丁”這兩個階段持續時間過長，累積的矛盾過多，以舉家全遷親情團聚為特點的“人口城鎮化”階段會加速到來。作為其伴隨物，農村教育城鎮化自然會相伴而來，“民工流”之后必將是“學生流”。當然，要素的零散轉移或許是基于“國情”，迫于無奈，未必一定是政府當局有意為之。但在客觀上卻造成了對農民利益的傷害。它與“半城鎮化”應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因為要素轉移的不同步、不銜接、不連貫、不徹底，因而出現了不真實的城鎮化(亦即“偽城鎮化”)或“不完全的城鎮化”;因為“半城鎮化”，這個半化不化的過程即對農民的整體利益構成肢解，構成城鄉兩頭的雙重盤剝。“半城鎮化”的農民總為土地、就業、社會保障等等基本生計問題所困擾、所糾結，但最為傷神的恐怕還是子女的正常教育問題。因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誤不起。
3.“被城鎮化”。
前兩條反映的是城鎮化的不徹底、不連貫性;這一條體現的則是城鎮化的非自愿性、被動性。總體上說，城鎮化并未違逆農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們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擇。事實上，大多數農民能夠看到城鎮化的趨勢及其潛在好處，因而對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態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準備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鎮化浪潮中來的，他們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憂、謹慎參與、留條后路的懷疑觀望態度。順則外出打工賺錢，不順則回家種田養家。在沒有可靠經濟來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動割斷與鄉下土地的牽連。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農民，他們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鎮化”的農民。因為他們是農村的頭，城市的尾，城鄉好處兩頭沾，是農民階級中最滋潤、最悠閑、最有機會先富的一個階層。但恰恰是他們成為城市擴張過程中首當其沖“被城鎮化”的對象。“被城鎮化”所反映的是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農民、城市與鄉村一方主動、一方被動的矛盾關系。兩種力量博弈的結果，基本上是前者獲勝后者妥協。也有不妥協的時候，則會出現強征、強拆、強迫就范的糾紛案件，甚至引發。也許這是一個無解的悖論，一個無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從“被城鎮化”的農民群體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補償，卻并未轉變身份，并沒有獲得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失地無異于失業。便有身份賤賣和權益盤剝的感覺，心理很不情愿。從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屬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規模在擴大。滿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強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生活條件需求，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城市外延的擴展，是現實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觀臆斷。問題似乎又還原到“半城市化”狀態上來。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對失地農民長久的、可持續的生計作出安排，把他們懸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鎮化”的農民就會生出“被欺騙”、“被拐賣”的感覺，抵觸情緒在所難免，對有效推進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就會產生一系列不利影響。李強先生據此提出“主動城鎮化與被動城鎮化”的見解，頗具說服力。“被動城鎮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動力，農民沒動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樣實現從被動城鎮化為主向主動城鎮化為主的轉變，乃是政府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
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內容，針對的是不同的教育對象:一是老一代農民工，主要是轉崗就業再就業的職業技能培訓;二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類勞動技能培訓和城市文明禮儀行為規范等教育;三是農村學生的基礎教育。先生曾講，農村和城市的區別不僅只體現在物質生活水平上，“從根本上說，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其實是一個社會最現代部分和最傳統部分的差別。”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里，社會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消除城鄉隔閡。所謂城市化，實際上就是一次從文化價值觀念上消除城鄉隔閡的革命”。“對中國來說，最大的難題在于如何將農村納入現代化進程中，而不是讓城市文明被農村文化所吞沒。”那么城鎮化對農村基礎教育到底帶來哪些影響?怎樣估價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鄉土化”與“城鎮化”之爭。
城鎮化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機。我國教育不公，突出表現為城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而城鄉教育的不均衡，則主要表現為硬件教學設施、教學環境和師資質量的差別上。專家學者對此已經有了相當充分地研判論證。但對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卻見仁見智，看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鄉土化”和“城鎮化”兩種模式之爭。“鄉土化模式”主張，農村教育當以服務農村建設為本，課程設置以及所有教學過程，都應緊緊圍繞農村實際，基于當地生產、生活需求，培養學用一致的實用型人才。從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到，再到現今的教育理論界，這種教育理念一脈相承，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論家，農村學校首先培養農村建設人才，天經地義。因此，他們大多持有立足鄉村辦好農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風氣熏染鄉村生活，正如不希望農村孩子因為讀書而逃離鄉村以至厭惡和排斥鄉村一樣。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成窮的，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成弱的，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無獨有偶，與中國國情十分相似的近鄰印度，也有過類似的對鄉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滿和聲討。甘地總理曾經對現代學校教育有過言辭激烈地批判:現代教育不能使年輕人學會任何在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東西。……“當年輕人從學?；氐缴B自己的地方以后，對農業卻一無所知。不僅如此，他們還從心底蔑視自己父輩的職業?，F代學校的一切事情，從教科書到畢業典禮，從來不會使一個學生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遠離自己的故鄉。教育的整個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環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斷疏遠這種環境。對于故鄉的生活，他一點兒也不感到有詩意。村莊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輩輩所創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無用處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與他的傳統文化決裂。”近年關于振興農村教育的理論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內涵目標設計與上述觀點相吻合。面對城鎮化浪潮的猛烈沖擊，他們主張要腳跟牢把，意志堅定，排除萬難，重振農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爭達到“同城待遇”，但農村教育一定要姓“農”，教學內容上應與“農”字關聯，辦學場地上一定要在鄉不在城，近農而非離農。“城鎮化”模式主張，基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原則，農村教育應該讓農村學生接受與城市學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進的城市文化，體現城鄉教育從內容到形式的無差別性。在城鎮化背景下，則要強調“離農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幫助學生適應未來的城市生活。有人則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村教育模式本來就是單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現為城鄉學校課程、教材、高考試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應試教育為目的，并未反映教學內容及培養目標到底為城為鄉。但近年的研究則給予城鎮化新的內涵，認為，迅速推進的城鎮化進程，把農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亂了，農村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學校沒學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問題;而是給誰教、有無學生可教的問題。“人走不中留”，學生大多是流向縣城及以上城市的學校，農村校變成了“空殼校”。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變局，他們主張，要實現農村教育城鎮化，使農村教育的主陣地由偏遠落后的鄉村，逐步轉移到中心鎮或縣城鎮。這種性質的“城鎮化”，首先就是指農村學生進城。因為它與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向城流的總體路徑及流向相一致，對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及教育公平有好處。
(二)教育獲得的代際傳遞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產理論”的代表人物，法國的布迪厄和英國的伯恩斯坦、邁克爾.揚，通過對教育如何以語言、價值、知識、習俗、性情傾向等來確保文化的再生產，進而實現經濟的社會等級結構的再生產過程的研究得出結論，以學校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傳遞結構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傳遞者，它們在傳遞、再生產文化的同時，也再生產了不平等的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并因此維持和再生產了社會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后來又補充了符號資本，作為對前三種資本的認同)構成的著名的三種形式的資本理論。他對文化資本作了如下定義:文化資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文化資本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并可以通過教育證書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階級或階級集團在文化資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這些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在學術市場上獲得的利潤(即學業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經濟位置和社會出身的因素的影響后，那些來自更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的學生，不僅有更高的學術成就率，而且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出現了與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同的文化消費和文化表現的類型。”文化資本對后代影響的基本路線，是從父母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存量開始，然后步入一個良性循環過程，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凝聚著社會不平等，但比較而言，前者的傳遞作用更具隱蔽性。布迪厄不僅揭示了學校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的顯性的和隱含的關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存在巨大差異，并認為這種不平等傳遞的被人們都視為理所當然、心甘情愿接受、卻大大“誤識”的隱蔽方式，乃是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慣習”的存在，處于劣勢資本背景的學生會出現對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號的適應困難。詹姆斯•科爾曼關于教育不平等的論述，特別關注代際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他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既有成果予以綜合與擴展，提出了一個多維度解釋代際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的理論框架。他把家庭環境或家庭資本區分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形式。物質資本是由物質領域的變革所創造并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人力資本是由人的變革所創造并給人們帶來能夠以新的方式行動的技術和能力;而社會資本是由人際關系中的變動所帶來并為人們的行動提供便利。他特別強調社會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與人力資本所指涉的個人特征不同，社會資本所指涉的是人際間的交往和聯系的特征?？茽柭€把社會資本作了進一步的區分，以闡釋這種形式的資本對教育成就產生怎樣重要的影響。總體來看，“文化再生產理論”和代際資本傳遞理論，都是在探討導致教育獲得的不平等的關聯因素。如果把這些直接的或間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賦的或后致的關聯因素統統稱之謂不同樣態的“資本”，那么，誰擁有的這些“資本”越多，誰獲得的教育機會及學業成就也就越多。這些“資本”又可以稱之謂學生的“教育背景”。《科爾曼報告》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詫異的:影響美國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學業成績巨大差異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在設備和課程上的差異，其次是教師素質上的差異，最重要的乃是學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等結構因素)上的差異。如果今天我們去做類似的城鄉學校對比調查，也許能夠得出近似的結論。對大多數農村學生來說，真正影響他們學業成就和發展機會的，往往是他們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優劣，決定了他們獲取“社會資本”的多寡。筆者以為，教育城鎮化的意義正在這里:它改變不了過去，可以改變未來;改變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變教育環境。學生由鄉向城的流動，意味著由邊緣地帶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會、主流教育陣地流動，其結果將是教育獲得的代際傳遞模式發生革命性偏移:由農民向市民、由鄉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總之，是由傳統向現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極面，是農民子弟的離鄉離土導致來自父輩的農業勞動技能、經驗、價值觀等涉農教育內容在代際傳遞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處是，在社會變遷中，在文化再生產中，農民子女未來的職業身份、社會層屬等不依“農”字號“家庭背景”而完全復制、世代復制。教育的區位流動，有望導致社會職業與階層的流動。這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農民對于鄉校衰落城校興隆學生向城大量流動現象所持的默認、贊成態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態度的少的原因。一種可能的邏輯假設是:社會流動可以增加農民子弟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存量、進而改變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境況。
(三)城鎮化為實現城鄉教育均衡提供了契機。
城鎮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前提。城鎮化對吸納和轉移新農村建設中的勞動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影響農民的生活方式、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等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相關信息可知，我國的耕地面積已迫近18億畝的紅線，而我國又是一個農業大國，截至2013年，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46.3%。盡管農業人口在逐年下降，但人多地少的現實仍然存在，這使得農村人口的生產和生活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但是，城鎮化可以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為其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使廣大農民更快地富裕起來。并且，城鎮化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便彌補了這一旺盛的需求，這也使得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協調發展實現了共贏。城鎮化通過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的推移，擴大了對農村地區的要素需求范圍，城鎮產業結構的升級將使某些產業不斷向農村周邊地區轉移，為農村帶來更多的信息資源、先進技術、設備及人才，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而且，城鎮化程度越高，打破固有的農業傳統格局的速度就越快，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就越快，這就為農業集約化、規模化、現代化生產創造了條件，從而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水平。不僅如此，城鎮化還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以及更多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城鎮化對轉變農村生活方式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農民可以分享城市的文明，感受文化的多元，更好地融入到現代社會的生活之中。
二、新農村建設是城鎮化的動力與補充
黨的十八指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已經成為我國規劃未來農村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思路和指導思想，是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根本途徑，是城鎮化建設的動力和必要補充，更是推動城鎮化的必經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養活13億人口，讓每個中國人的飯碗主要裝中國糧，并且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大機械生產以及農業規?；⒓s化的發展將有效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同時，也就又使得大批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增加了本就過剩的農業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載空間有限，不能滿足大量流動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農民就會選擇向城鎮轉移，這也就催促了城鎮的建立、發展和壯大。在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生活環境的變化影響了農民人生觀和價值觀、生活習慣和自身素質。農民不斷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高自身的素質，由“靠力氣吃飯”轉向“靠技術吃飯”，為城鎮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的必要補充。首先，我國幅員遼闊，農村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存在很大的差異。有些交通不便，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農村就地城鎮化就是一個最優的選擇。發揮其農業生產的優勢，用先進的農業技術為城市提供充足的綠色農產品，同時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保障農民收入的穩定。其次，我國逐步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農村勞動人口老齡化趨勢也愈加明顯。據測算，到2016年，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勞動力比例將達到50%。并且，農村留守人員也呈上升態勢。這些留守人員大多是婦女、兒童、老人，他們往往都或主動或被動地留在農村，尤其是一些一輩子都生活在農村的老人，故土難離的情結使他們不愿意離開生活的熱土。如何讓這些農民和留守人員過上村容整潔、鄉風文明的農村生活，加強新農村的建設至關重要。最后，由于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甚至舉家搬遷到城里，農業耕作缺乏充足勞動力，導致許多耕地撂荒、農村住宅廢棄、田園荒蕪。如何改善農村荒蕪、廢棄的景象，也離不開新農村的建設。城鄉協調發展離不開城鎮化建設，更離不開新農村的建設，只有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協調發展，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理想。
三、總結
文化產業在農村的發展需要懂文化、會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的支撐。雖然近年來，我市加強文化產業人才建設的重要性，采取各種措施，如高校設立文化產業相關專業、幵設社會培訓機構等培養農村文化產業需要的專門人才。但是，不可否認，當前產業人才匱乏、文化人才隊伍發展落伍已成為制約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性瓶頸之一。
二、加快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在依靠政府、民間組織和市場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礎上，具體解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還需要從農村文化產業的產業基礎、文化品味、投融資體系、人才建設方面提出相應的對策。
1．建設文化基礎設施，提高產業總體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是為發展生產、保證生活供應和保護生態環境而創造共同條件、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設施的總稱。從行業劃分來看，主要包括交通運輸設施、郵電通信設施、能源供給設施、水利設施、生態設施和社會性基礎設施等。因此，它既是企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運行和發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業生產需要能源和水作為必需的投入品，也離不開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設施提供的服務。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總體發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農村公路、通訊、供水、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為文化產業走進農村、駐扎農村、建設農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準備措施。
2．加大科學技術投入，提升文化產品總體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運用科學技術來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通過發展信息科技，提高農村通訊設備、供水、供電等基礎建設，為文化產業在農村的發展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在此基礎上，加強科技與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產品的總體品位與科技含量?！熬臀覈幕a品而言，內容的民族化和國際化是雙向互動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張力，用現代意識來處理傳統文化資源，才能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蔽覈r村文化產品要既能夠彰顯自身民族文化內涵，又具有一定的國際化的水平，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農村許多尚未開發、以原生態形式存在的文化資源，要使它們在繼承保護的基礎上，開發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就必須要依靠高科技。
3．構建金融支撐體系，保證農村文化產業資金投資是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促進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礙就是資金的匱乏。因此，必須積極建立多元化的文化產業投資主體，拓寬投資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齊下，使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都積極參與其中。同時，鼓勵金融介入農村文化產業領域，著手從金融支撐結構、擔保體系、評價體系、保險機制等方面構建完備的金融支撐體系。
1.農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鎮化是正在發生著的實踐，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向。農村教育理應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卻是一種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農村教育存在著內容、方式的“空洞”。城鎮化發展是全方位的，而且這種全方位發展須通過主體人的實踐參與來體現，所以農村教育對城鎮化的推動只有建立在培養“智慧的實踐者”基礎上，讓其在社會生活中積極地思考和行動，方能適應和促進城鎮化的良性發展。與此相反的是，目前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學校教育以應試為目的，其內容是理論化的文本課程，采取封閉式的說理教學，學習的過程脫離了社會生產生活，導致教與學、知與行的脫節。此外，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也有明顯的理論化色彩，將受教育者集中起來進行所謂的技術培訓，但這種穩定統一的教學內容和靜默式的教學方法很難收到切實的效果，畢竟職業技能的獲得更多依靠的是學習者自己的動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術推廣”?？傊r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鎮化發展對人才的培養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獲得的“知識”可以應試，卻不能實踐；一方面受教者獲得的“知識”是被動的，而不是自我選擇的。這樣的教育內容、方式培養的人才顯然不能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2.農村教育社會環境的“去農化”城鎮化是一個“向城”的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把農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農村理應在發展的過程中處理好“城鎮化”與“農村個性化”的關系。從“城鎮化”層面而言，農村教育自身發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而“城鎮化”，國家和政府在農村教育內容、師資、經費等方面確?！俺青l一體化”，并且使向城鎮轉移的人口與本地城鎮人口在住房、醫療、就業、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些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學、就業、社會福利方面沒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兩個世界”或所謂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從“農村個性化”層面而言，農業、農村、農民將長期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存在，這就得考慮農村現代化發展如何平衡農業生產方式、農村居住環境、農民素質的現代化與農村文化個性的保存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當下農村教育表現為農村基礎教育的“向城化”和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的“經濟化”，整個農村教育發展包裹在“以城蓋農”的社會環境中，其價值明顯傾向于以城市文化為導向。
二、誤區所帶來的危機
從城鎮化進程中農村教育發展誤區可以看出，農村教育與城鎮化發展過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二者的實踐運行并不能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因為這當中存在著不少“本末倒置”的發展所潛藏的危機。
1.農村教育“發展”中的“敗退”隨著農村城鎮化的推進，農村教育似乎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越來越多的孩子可以到鄉鎮中小學就學，學生不再為學費、生活費而擔憂，校園學習和生活環境不斷優化。然而，這些只是農村教育發展的“可視化形象”，并不能代表農村教育質的改觀，農村教育質量是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等來衡量的。而這些方面，農村教育表現出的是只有“發展”而無“改革進步”，較為凸顯的是農村中小學生輟學頻發、師生關系和家校關系緊張、農村社會成員對教育的信心和熱情降低。此外，相對隱蔽卻更為重要的是農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體的辦學傾向于“升學考試”而沒有“以人為本”，大部分農村學生成為“升學考試”的陪襯品?？傊?，農村教育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著“發展”中“敗退”的危機。這種危機在于農村教育的發展不斷遠離了教育的本質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虛無”農村經濟增長并非等同于農村經濟“量”的增長，農村經濟“量”的增長是“數字化”的，“量”的增長背后的動力結構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說，貢獻農村經濟總量的可能僅僅是由某一或部分產業發展為主導的，然而全體農村成員很難共同分享到經濟總量增長所帶來的益處。此外，還存在著農村經濟增長的動力依靠什么樣的生產力的問題。如果農村經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通過勞務輸出、低效益的農業勞作的基礎上，那就使得經濟增長沒有質量的保證。所以，農村教育經濟價值在于把經濟的增長轉移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上來，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也常常簡化了農村教育的內涵，把農村教育的功利性當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人的創造性和個性的培養，把人變成一種單向度思維的“功利人”和單向度技能的“工具人”。這樣的農村教育受眾自然無法保障后續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活力，使得農村經濟雖有增長卻顯得后勁不足。
3.農村文化“繁榮”中的“頹廢”城鎮化發展中文化的“繁榮”指的是來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農村中的“生長”，各種現代的歌舞節目不斷被農村社會成員所“翻版”，農村文化展現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種“廣場舞或T臺秀”之風吹遍農村大地。然而，我們不得不追問的是農村自身的文化個性在什么地方？基于農村土壤生長起來的文化事項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繼承？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農村文化喪失了自我個性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亡，未來不斷拓展的城鎮化只會是一個有形的“城中村”。因此，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成人教育必須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讓農村社會成員自覺意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因為傳統文化背后凝聚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思維，傳統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將導致農村社會成員價值精神的無所依托，特別是未來的城鎮化發展很難達成“城鄉一體化”，相反會使鄉村文明退出歷史舞臺。假使如此，農村文化或以農村文化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只能在夢里尋求。
三、誤區的消解策略
城鎮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時展趨勢，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發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農村教育須要擺脫發展中的“倒錯”誤區，回歸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歸“以人為本”的農村教育價值取向教育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極其豐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人，人的發展包括了以物欲滿足為目的之物質生命、以人性善的彰顯為導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覺為宗旨的藝術生命的統一，如果把作為手段的教學技術當成教育目的，把經濟、物質的追求當成生命的終極價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確立起“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通過培養物質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統一的健全的農村社會成員主體來參與社會生產生活，其內涵在于即使農村社會成員具有適應農村城鎮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謀生技能，同時又能夠具備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覺意識，以及與時俱進的維持終身學習的動力，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進農村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2.確立“主體需求”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農村教育“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在實踐中不能追求大一統的“實體化”目標，而應表現為對“個性化”的豐富追求，要基于不同農村社會成員接受教育的“主體需求”而設計農村教育實踐服務體系，這種實踐服務體系具有“多元一體”功能，以人的發展為基礎積極促進農村城鎮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和諧發展。當然，這里所說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主要是針對不同層次的農村社會成員而言的。比如農村教育應該在類型上涵蓋所有的農村社會成員，包括農村幼兒教育、中小學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職業教育、從事生產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類型教育實施過程中在凸顯其主要目的的同時，需要盡可能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這就要求農村教育內容和方法必須是“專業+通識+實踐”的統一，而不能僅僅關注于一個方面。只有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成為全體農村人的教育，才能將教育變成他們生活的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變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農村學校教育獨尊的局面?？傊?，只有農村教育滿足了人們的需求，有利于人們解決生產、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們自然會重視教育、熱愛教育。
3.構建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是農村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問題，因為農村傳統文化是流淌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血液”，這種“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失”，意味著在農村土地上生長起來的價值精神、思維、心理沒有了“依托”，終會隨著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理應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而當下這種重任的完成通過以城市主流文化價值為主導的農村學校似乎不可能，因為農村學校教育以功利化的應試升學為其運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傳統文化進校園”的環節也會淪為“裝飾”而難以系統化和持續發展。因此，城鎮化進程中促進農村文化發展的農村教育須要建立起一種互補機制。這種互補機制一方面通過農村學校教育有意識地將某些農村傳統文化內容進行知識化和活動化的系統教學，另一方面要使農村“文化心理場”（如傳統建筑、服飾、民間組織、民風民俗及音樂歌舞等）的保護機構化和形式化。同時，農村學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場”之間要形成和諧共生關系，通過學生、教師、村民、學校、行政部門的共同參與，建立起“結構”上的互補和“意識”上的自覺的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
[關鍵詞]農村城鎮化環境問題
農村城鎮化是農業人口向城鎮地域集中和農村地域轉化為城鎮地域的過程，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城鎮化進程的關鍵在于搞好小城鎮建設，而搞好小城鎮建設又勢必無法回避城鎮的生態環境問題。如果我們對城鎮化建設中的生態環境問題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就會與城鎮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相背離，進而直接影響到當地城市化、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在新形勢下如何兼顧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保護,選擇一條既能保護生態環境、又能實現城鎮經濟、環境與資源協調發展的城鎮建設之路，對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宜居城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城鎮化環境問題的具體表現
1.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和自然之間應該說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村城鎮化既可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會加重城鎮水、電、燃氣等資源消耗的負擔，增加生活垃圾、廢氣、污水等廢棄物的排放。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自然伴隨著人口增長。但如果城鎮的人口增長過快，一旦其產生的各種廢棄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鎮環境的承載能力和自凈能力，就會帶來城鎮環境污染。
2.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界多種多樣的物種是大自然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實現可持續性發展的必要基礎，而我國則是物種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規劃，加之管理人員的環境保護意識相對淡薄，濫砍樹木、亂占耕地、隨意改造河塘等現象不時發生，破壞了生物的固有棲息地，致使城鎮周圍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進而制約了城鎮經濟、社會以及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土地資源短缺。土地資源短缺問題，在河北省乃至全國都表現得很突出。小城鎮是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固有產物。在農村城鎮化建設初期，許多地方對小城鎮的功能、性質和定位的認識還不夠清楚，把握還不夠準確，只追求面積擴大，盲目向外擴張，有的甚至放棄已經形成的原有集鎮，重新征地建設新城鎮。這樣就使得城鎮建設用地的集約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使農村人與地之間的矛盾變得更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鎮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鎮排水系統等地下設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滲透；再加上人們對地下水的過度抽取，導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斷下降，進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區的分布范圍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標高的損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還可造成房屋破壞、地下管線扭斷破裂，進而對當地經濟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鎮土壤分布多呈現零星分布狀態，面積相對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態系統較為封閉，物質循環與轉化過程較為單調和緩慢，土壤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謝和降解功效，以及環境載荷能力相對較低。當城鎮頻繁的人為活動所產生的大量固體廢物進入土壤，一旦超過了土壤的自凈能力，就會造成土壤污染。因為有機廢物是可以分解的，而無機廢物如不加以處理就會永遠侵占我們的土地資源。
6.鄉鎮工業污染。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城鎮環境污染也正在從點到面、從局部向整體蔓延。從目前的情況看，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主要來源于鄉鎮企業。這是與鄉鎮工業的粗放式經營有密切關聯的。工業生產活動在城鎮地區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業企業所排放出來的廢水、廢物、廢氣和廢渣等污染物會在一個位點上集中。當這些污染物排放超過自然系統本身的凈化能力后，就會產生環境問題。
7.生態環境惡化。農村城鎮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城鎮的生態環境。由于城鎮建設規模的急劇擴張，使得城鎮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速度難以跟上城鎮發展的需要。到現在，一些城鎮尚無系統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處理廠，城鎮污水大多是未經處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鎮其生活垃圾還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簡單處理方式。而沒有經過處理的污水和隨意堆放的固體垃圾，極易對城鎮周圍的環境造成破壞。二、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環境惡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目前大部分城鎮都堅持“城鎮要建設，規劃要先行”的方針。但也有些城鎮的建設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缺乏科學合理的城鎮規劃指導，盲目追求“高、大、新、全”，從而導致城鎮建設攤子鋪得過大，城鎮布局有些零亂、土地配置有些失當、功能分區不太明顯，不僅給城鎮的管理帶來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加大了城鎮環境的治理難度。城鎮規劃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導致了城鎮生態環境的惡化。
2.缺乏環保意識。城鎮環境保護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的重要職能，但一些城鎮人民政府卻往往忽視可持續發展指標的導向，未把環境保護工作放到應有的地位來加以重視。在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傳統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仍未從根本上改變。重開發建設，輕環境保護；重當前利益，輕長遠利益；蓋廠興鎮不治污，毀林建房不綠化的現象在一些城鎮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誤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隨意利用之物。
3.自然資源的過量利用。自然資源能否合理利用將直接關系到環境保護的成效。在人類將自然資源加工成產品、又將生產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環境中去的循環往復過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使資源得到最優化配置，那么生產排泄物將會積聚過多，就可能會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夠循環、綜合地利用自然資源，提高自然資源的轉化率，那么，其生產排泄物就必然會減少，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從而也就相應地會減少。
4.環境監控能力薄弱。一是現行環保法律法規缺乏強制手段、操作性不強，排污收費和違法行為處罰標準偏低，在客觀上造成了環保執法難的問題。二是環境管理體制無法適應環境保護工作的實際需要，環境管理的工作機制不健全，對外無法有效行使統一監管職能，對內無法形成上下聯動、協調一致的局面。三是環境執法能力建設薄弱、執法裝備落后，也嚴重影響了環境監控的正常進行和環境執法效能的提高。
5.城鎮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鎮環?；A設施建設對城鎮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與城市的環?；A設施建設相比，小城鎮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明顯滯后于小城鎮建設。相當一部分城鎮的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與城鎮的建設發展速度不相適應，跟不上城鎮環境保護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處理能力不強，清潔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規技術很容易解決的諸如煙塵、污水、垃圾等污染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6.城鎮的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不協調。一些城鎮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經濟效益往往見效快，而且效果比較明顯；而生態環境效益則往往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累積性。一般說來，經濟效益容易被人們所重視，因為它與人們的自身權益直接相關聯。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經濟效益，而忽視相應的生態環境效益，往往就會適得其反。
7.城鎮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環境保護人員投入方面，目前城鎮環境管理人員的編制還偏少，特別是在環境監督第一線的基層環保力量更顯薄弱，遠遠不能滿足城鎮環境管理的需要。而且，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人員又多半是從其他管理部門和技術崗位上轉崗而來。在環境保護財力投入方面，政府、企業對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入也顯不足?？梢哉f，環境基礎設施不健全，直接制約和影響了城鎮生態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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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城鎮政府責任城市化
長期實施的城鄉二元化經濟與社會政策導致了我國二元化的社會結構，而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在二元化的社會經濟政策強化下，城鄉差距日趨拉大。城鄉融合與一體化是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城市化是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載體——農村小城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我國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農村小城鎮建設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鎮)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鎮)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及影響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進程和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0～1980年，全國城市化率從11.2%，提高為19.4%，30年間僅提高了8個百分點。此階段，國家以工業化發展戰略為核心。二是1981～1998年，雖然“城市化”并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制度的變遷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1998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中國城市化進入了加速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2.99%，提高了近7個百分點，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建設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較快，但存在區域性差異?！?005年村鎮建設統計公報》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7726個，集鎮20686個。全國村鎮總人口9.86億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2億人，占村鎮總人口的11.3％。村鎮非農業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個百分點。同時，村鎮其他方面也發展較快，2005年，村鎮新建自來水廠821個，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萬噸，新鋪設供水管道長度3.99萬公里，建制鎮、集鎮用水普及率分別達84.7％、67.2％。交通、綠化等公共設施建設也取得較快進展，農（居）民生產生活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從農村城鎮建設與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發展較快，這點從我國2005和2006年全國百強鎮的分布可以證實，2005年全國百強鎮中，廣東省有30個，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9、23、17個，其他省市區只有一個鎮進入全國百強；2006年中，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8、21、23、20個。
農村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從2005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來源構成來看（見表1），農民純收入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種差異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說明東部農民從事非家庭經營，即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比例較高。這主要得益于東部地區由于外資投入及當地民營和其他經濟發展，這部分經濟多集中于中小城鎮。另外，東部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分別是中、西部農民的4.3和3.2倍，其相對差異遠遠高于平均人均純收入，這更體現了農村城鎮化地區差異的影響，城鎮化導致關鍵性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及價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產等。城鎮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從這些要素所獲得的收入會比較高、要素進行市場化交易的機會也比較多。
另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與消費結構。從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農民生活各項消費均高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交通通訊、文教及醫療保健方面則更體現出農民生活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面臨著農產品生產的安全保障制約。我國農業生產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威脅。圖1是我國1991—2005年糧食產量的波動示意圖，圖中顯示1996—199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勢頭一直持續到2003年。主要農產品產量保持較高水平的穩定性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標。而影響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穩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積和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
而農村城鎮建設對這兩方面都產生負面影響，一是城市化會導致耕地面積持續減少；二是城市化會導致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高素質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就業，農業的整體生產經營能力下降。表3的數據能佐證這一趨勢，1990——2004年期間，農民從事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的比例從66.45%下降到47.61%，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體。
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我國的實踐都證明了農村集體經營體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經營制。我國農業生產出現過幾次波動，但不能歸結于的制度問題，而在于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不同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況，國家政策變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農民面臨更多的非農業經營與就業選擇，相對于其他產業低下的比較利益，部分農民更愿意從事比較利益高的非農業產業進行經營與就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部分農民因非農經營與工資性收入導致種地積極性不高，同時農村土地流轉率過低，結果是大量農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規模農村城鎮建設對農業生產安全的影響會更大，因此，在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消除負面影響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政府責任
作為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平臺，城市（鎮）在其發展過程中許多方面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同時也受到市場化的影響。
首先，城鎮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包括提供就業、消費。這就要求城鎮具有一定的產業群體。在市場體系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今天，消費不成為問題，因為我國目前的生產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購買力相對不足。因此，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通過培育優勢和特色產業，以其為基礎進行城鎮化建設是政府的一個責任。市場經濟是一個依靠自身內部各因素相互調節與作用的經濟形態，其中可能會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間接參與能推進和糾正市場化發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投資需要政府政策與財政的支持，包括城鎮建設規劃、公共產品的投資、吸引資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下，結合主要農產品安全問題，我國政府在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責任還包括以農村小城鎮建設為契機，通過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農產品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配套；二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我國農村目前的現狀是農村人口比重過大，人均耕地面積小，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后，會出現許多與發達國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產業的比例變動，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據我國農村人口的變動趨勢分析，可以預見，未來可能且理想的農業經營方式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大規模、現代化經營。其前提是農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規范以確保農村土地的大規模集中。從全國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戶自發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率在1%-3%之間，土地流轉只在親友之間，在小組之內的小范圍之內發生。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的不規范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欠缺，導致部分農民寧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轉農地，出現了一部分農地被精細化經營管理，而一部分農地被粗放式經營甚至摞荒。農村小城鎮建設會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農村耕地流轉制度與市場有利于有限的農村耕地趨于集中，進行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從而有利于經濟安全。
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農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農村耕地的流轉與集中。沒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居住在城鎮，但其行為、生活方式與以前無法有本質上的區別，其生活也可能會面臨著一些風險。出于對未來生活風險防范的考慮，對其所承包的農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種理性選擇，機會成本比較小，在國家取消農業稅費后更是如此。但這對整個國家來說，機會成本過大。
農村小城鎮建設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是一個重要趨勢，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有利于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的規范化發展。
參考文獻：
1.陳瀅，陳柳欽.產業集群對小城鎮建設發展的重要作用.科學與管理，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