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4 17: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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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咨詢專家委員會委員，武漢市社會保障學會理事
2009年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的初衷或大方向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這就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然而，習慣了政府大包大攬的中國股市，在市場化、法治化改革的進程中，遭遇“行政化”的阻擊，市場輿論以保護投資者為借口，要求政府干預股市，干預IPO，這使得2009―2012年一直堅守的市場化改革進程被中斷，過度行政干預被迫再次出手。
IPO審批制的終極決定權在證監會手中，經過漫長時間的排隊等候，“過會”一旦被否，就意味著企業募資項目泡湯，原有投資計劃只能放棄；過會一旦成功，則IPO身價百倍，新股“三高”也就應運而生。因此，發行人在擠獨木橋時，為了成功過會、不被擠下橋，有的便聯合保薦人不擇手段，信息造假、欺詐上市。這是犯罪，也是冒險。
目前A股行政審批制下的IPO標準，主要是傳統工業版本的IPO標準，它過度強調公司塊頭、凈資產以及過去盈利水平，相反，對于公司的營業收入擴張及未來成長性關注不夠。因此，相對新興產業、高新企業而言，工業版IPO標準門檻過高，無法適應許多創業型、創新型、高科技企業IPO的需要。像騰訊、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公司，它們不僅國內外知名，而且市場發展前景巨大，但若按現行IPO標準，它們卻沒有資格在A股市場上市，只能被迫境外上市。這對中國內地投資者而言，將是無法估量的損失。因此，針對新業態、新模式，我們必須降低IPO門檻，提高A股市場的包容性，鼓勵創業與創新。
IPO行政審批制手續復雜、程序冗長，“過會”排隊等候時間長，極易形成IPO審批的龐大“堰塞湖”。為此，發行人必須承擔高昂的時間成本及過會失敗的損失風險。要想解決A股IPO審批“堰塞湖”問題，唯一對策就是實行IPO注冊制。注冊制不但可以泄洪，并能帶來一種泥沙俱下、大浪淘沙、優勝劣汰的市場效果，它還能讓IPO身價暴跌，讓垃圾股的“殼資源”分文不值。由此，新股“三高”及炒殼重組游戲將會自動消亡。
由于新股定價重回“窗口指導”時代，因此，借助行政干預壓低發行價，必然導致新股上市首日股價暴漲。同時，“市值配售”打新及申購上限限制，也使得新股申購變成了“饑餓銷售”游戲。這就是盲目打新與瘋狂炒新的制度根源。更糟糕的是，新股上市首日股價漲幅的三道管制，更是逼迫新股一步到位地封死在最大漲停板上，直接導致了尷尬的“秒?！爆F象，投資者買不進新股，也賣不出新股，“新股不敗”的神話變成現實。
相對于此前散戶是炒新的主力軍，此次機構以大筆資金參與了網上打新。新股發行改革中，網上發行中簽率遠遠高于網下配售比率，這一偏向中小投資者的舉措，實際上并未產生任何好的效果，相反，打新炒新的零風險收益全被機構與大戶壟斷。這是制度設計的結果，中小投資者并未從中得到好處，而是給“大戶”、“牛散”帶來了更大的制度套利的機會。
在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過程中，票據融資業務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商業銀行將面臨全新的挑戰。利率市場化使得同行業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不僅增加了競爭壓力，同時也給銀行的經營帶來了風險。
同樣票據市場化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需要更高的技術手段和人員素質。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對市場化的操作沒有太多的經驗，這就加劇了市場風險，因此加強風險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票據融資策略
票據市場的利率通過貼現利率并在貼現利率基礎上加點浮動作為生成機制，其中轉貼現利率是由交易雙方一致通過后生效的。在貨幣市場的所有子市場中，票據市場占有絕對優勢，它是唯一直接的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服務的子市場，成為了金融宏觀調控的工具，引導了信貸市場的資金流向。因此，票據市場成為了擴展貨幣政策的有效途徑。
票據融資作為一種傳統的金融工具，是一種以商業匯票為主，以自償性作為保證的短期融資或資金交易。商業匯票又分為承兌和貼現，貼現又根據交易對手的不同分為貼現、轉貼現和再貼現。它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樞紐，作為一種基礎的資金交易方式，它具有低利率、低風險、較高安全性、高流動性等特點，在商業銀行業務領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大力發展票據業務是提高資產質量、優化信貸結構、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中小股份制銀行把“發展票據業務”作為經營目標，銀行還通過改善產品過于單一的做法，靈活的創新業務產品來吸引企業，對其擴大融資和放款能力無疑是既現實又明智的選擇，能夠較好的提高經營效益。
傳統銀行的經營方式“大而全”，對客觀的金融資源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經營方式過于盲目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票據融資的專業性質極強，能夠與業務很好的連接在一起，風險低，能夠避免傳統業務的缺點，因此應專業化并大規模的發展票據融資業務，不斷地創新產品業務、強化對票據融資業務的風險控制，緊跟市場的潮流。
票據融資業務在經營過程中需要專業人才進行管理，做好風險防范工作，對貼現專項資金應采取集中管理的方法，做好經費管理規劃，同時保持收益穩定。商業銀行應重視票據業務的定位，做好發展規劃和經營策略，但要實現銀行效益穩健增長的長期戰略目標還需注意以下幾點：一、將票據業務作為除公司貸款、個人貸款之后的第三融資產品，并大力發展票據業務，明確票據業務的定位，發展的重點應從規模轉換成以收益為核心。二、拓展票據業務的渠道，堅信“無大不強。無效不穩”的戰略思想，拓寬視野，高度重視票據貼現業務在融資中的地位，擴大票據的使用范圍。三、加強創新，在發展票據業務的同時創新產品，通過新技術和新群體提高票據業務的收益。四、加強風險的防范意識，高度重視票據業務的潛在風險。從受理、審批、到賬核算及票據實物流轉等一系列規范流程之后才能確保業務的經營安全；注意防范利率波動帶來的收益風險，提高利率定價，時刻注意對風險的管理。
直視經營風險
我國現處于票據市場發展初期階段，整個市場的規章制度并不健全，而外部環境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對未來無法預測。企業的風險直接導向銀行風險，銀行遭遇的風險直接制約著銀行系統風險，風險的集聚將會導致整個銀行系統癱瘓，形成無真實貿易的融資。因此高度防范風險，抑制風險的發生成為票據業務的重中之重。
票據融資市場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很多，社會信用體系不夠健全直接導致利用票據融資手段謀取利益等現象的出現；票據市場交易品種單一，使票據業務的發展過度依賴于銀行的信用，這樣不利于企業和票據市場的發展，另外票據業務范圍相對狹窄，為融資業務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制約著票據融資業務的發展；同行競爭激烈，使得部分金融機構采用各種手段搶占市場，不惜壓低票價虧損經營，嚴重影響著票據市場的健康發展。
金融行業的脆弱性和趨利性使交易過程充滿了道德風險，票據融資的專業性和業務的連接性使得風險相對集中，應實行專業化、規?；慕洜I管理手段，提高經營效率，增強風險管理的動力，確保商業銀行票據業務安全運行。
(新華社消息)杭州市余杭區政府近日宣布,當地原有的29家股份制衛生院除一家轉型為民營醫療機構外,其余28家衛生院全部由政府財政收回,總共斥資3億元。據悉,2002年至2003年,余杭對原有獨立核算的鎮鄉(街道)衛生院進行股份制改革,通過競拍,29位個人及其股東以7500萬元的總價,買走了原來由政府和集體開辦的全部29所衛生院。這一賣一買,里面究竟有著怎么樣的秘密呢?
消息在網絡上發出后的短短8小時內,貼子的評論結果就已達到上萬條,人們對這樣內容的關注度不亞于對房地產和教育市場的關注度。如果單純從資本運作的角度看,這其中是否有相關方的利益輸送?如果確實存在,那么資本運作的翻云覆雨手可謂是能力超強,從7500萬到3億的投資回報率也是非常高的,這筆買賣儼然成了造富工具。如果不存在,那么政府部門是否有公信力濫用的嫌疑?改革是否就是朝令夕改,一賣一買這樣簡單?國有資產流失的結果由誰來承擔?
當然,在這一賣一買的過程中,不排除政府的委屈――因為當初賣掉是為了實現市場化管理,回收的目的也是為了實現新醫改的目標,宗旨都是為了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這其中也符合鄧老先生所提倡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只是這樣的“過河”代價有點大!
我們在消息中看到,由于股東的利益已經不能實現最大化,故而對基層衛生院投資的積極性大大降低,但與此同時,醫生們卻因為大藥方而收益頗豐?！耙运幯a醫”本是特定時期國家為了緩解醫院壓力,在特定情況下為醫院實現盈利的政策,在當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實現了醫院扭虧為盈的局面,對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是,由于社會的發展和部分醫院,尤其是一些“利”字當頭的民營醫療機構忙不迭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成為了導致百姓看病難的因素之一。政府在不同時期采取的不同做法也是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政府的做法也是為了醫院的健康發展,為改善醫患糾紛頻發、群眾滿意度下降的局面,想讓局面向好的方向發展。我們甚至還可以理解為舊有的體制對于公共衛生服務的強調一直不是重點,但是為了解決廣大居民“看病難”的問題,基層的公共衛生服務發展迫在眉睫,正是有了這一層考慮,地方政府進行回購和資源整合,并將醫療人員的收入與公共衛生服務的執行情況掛鉤,與藥品診療收入脫鉤,以此調動基層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從而有望解決困擾居民的“看病貴”難題。
我們甚至不能簡單的說當年的賣是錯的,也不能說如今的收是錯的。我們疑惑的是政府大手筆回購的背景下,有沒有經過當地人大會議的公示表決?收購價格是不是經過第三方評估后的合理價格?是不是預算內的資金收購?總之,只要涉及到法律問題的全部合法、透明不是不可以收。同時,既然已經股份制改造了,回收也應該是股權收購,不應該徹底政府化。政府如何戒掉權力的?如何平復民心?是否有明確的公示?回收后又有怎樣的長遠規劃?如果花3個億是為了用來發展低價的公立醫療機構,進而利用市場手段拉低私立醫療機構的價格,形成真正的市場化競爭環境,如果一賣一買都有充分服眾的理由和依據,那么,請公示!
城市管理作為一種范式化的公共服務，不僅有過計劃體制下的行政命令、傳統模式下的政府包攬、一股獨大化的國有壟斷，也有過全民共享的資源均等、完全競爭的市場范式、難以為繼的過度福利。而所有這一切，隨著各國社會階段的推演、轉換，經濟發展周期變遷，曾經適合的錯位了、已經肯定的否定了、希望持續的中斷了。在不斷呈現的迷失與無奈中，也許人們應更好地回歸基于平等、公正、科學和法理的公共理性，重塑包括政府、市場，乃至非政府組織、公民等多方參與、多元協同的體制，構建可持續視野下城市管理市場化更為適合的長效運作機制。
一、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基本理念
（一）三個前提三個“適”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優化，須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前提：一是公眾不斷增長的公共服務的需求；二是政府努力實施的公共服務的滿足；三是市場利益驅使的公共服務的提供。同時，又要考慮三個“適”，即：公眾需求的適當、政府滿足的適應、市場提供的適合。城市管理市場化只有有需求、能滿足、可提供，才能形成科學的循環鏈，才可能持續運作，才具有長期效應。
（二）發揮三方獨特優勢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優化，應充分發揮三個方面的獨特優勢：一是政府的權威公信、財政支撐、法度規范優勢；二是市場的運營高效、多元競爭、制約平衡優勢；三是社會的個體訴求、公眾監督、本能制約優勢。
（三）防止三種可能失靈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優化，要努力防止三個方面的可能失靈：一是規范缺位和管控越位的政府失靈；二是質量失范和價格失控的市場失靈；三是訴求過度和監督過失的社會失靈。
（四）實行三大有效制衡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優化，要切實實行三個方面的有效制衡：一是人大質詢、橫向鉗制、社會聽證對政府的制衡；二是政府依法、行業自律、保險監督對市場的制衡；三是市場誠信、公民自律、法制威懾對社會的制衡。
二、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的意義
（一）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的
“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將要實現基本建立法制健全、體制協調、機制適合、結構科學、有序高效、市民參與的現代化管理框架的目標。與之相適應，研究和探討城市管理市場化運作的長效機制、新穎模式成為必須，包括適合長遠發展需要的城市管理市場化運作的先進理念、頂層設計、運作模式、長效機制和實施策略。
實現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的在于：使城市管理在管控上更加精準、在運作上更加高效、在保障上更加有力、在覆蓋上更加全面、在法理上更加規范、在惠民上更加直接、在效益上更加凸顯；同時，也是為了不斷完善政府、社會和市民協同治理的城市管理新格局，在提高城市管理績、能、效的基礎上，使政府職能不少、工作效率不低、服務質量不差、整體保障不弱、運行權利不腐、各類收費不濫、社會公平不失、公益補貼不缺。
（二）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意義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意義有三：一是有利于在滿足市民需求、保證質量安全、維護公平正義的前提下，實現城市管理的低耗、高效、快速、精準、全覆蓋、可持續；二是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資源配置作用，進一步開放城市管理的作業市場、運營市場、監督市場、保障市場；三是有利于不斷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特許經營、轉移支付，以及社會配套保險、行業協調制約、全民參與監督等的管理模式，真正使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有章法、有平臺、有動力、有成效。
三、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標原則
（一）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標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目標可以從五個方面去把握：
其一，在總體方向上：從過去的項目審批、分別運作、獨立結算，向體制固化完善、機制多樣優化、措施分類細化，以及動態監控、常態運行、可續實施、有效操控、全面保障轉變。
其二，在目標導向上：從單純的減輕政府負擔、追求經濟效益，轉向大市政公共服務的質量、效率、效益、精準并舉。
其三，在運作載體上：從一般的作業、運營市場化，向作業、運營、監督、保障一體化、制約化、支撐化轉變。
其四，在運作模式上：從局部的尚不完善的政府購買服務、特許經營、轉移支付，向社會配套保險、行業協調制約、全民參與監督方面拓展。
其五，在運作機制上：從傳統的績效掛鉤、利潤分成、獎勤罰懶型，向接軌國際、有力強效的股權調控、公眾評價、保險反制、業外監察型轉變。
其六，在管治體制上：由決策、執行、監督的大行業一體化，向三分化轉變，即：政府主管部門決策、市場主體操作實施（政府附加必要的財稅補貼、政策調控）、政府監管部門監管、行業組織自律監管、社會保險保障反制、社會公眾自覺監督。
（二）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原則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不是為了推卸政府的責任、放任市場的失序，相反，是為了更好地承擔作為公共服務提供主體的政府的責任，更有效、更低耗、更有序、更規范、更可持續地推進和監督、保障全社會的人本化服務。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真正做到長效運作，應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則：
1、責任、服務與人本原則
作為城市管理的主體，政府過去、現在和將來，始終應該是公共管理的第一提供者和終極責任人，始終是城市公共服務的主要發包方和首席監管人。因此，無論是直接提供還是委托市場提供服務，政府的責任不可以也不應該推卸、弱化和逃避，相反，越是非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越應該注意防止失責。
作為各類稅負的征管方，政府的一切管理都應以大多數納稅人合理訴求的滿足為第一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的管理本質上應該是公仆對主人的服務。因此，它不能也不應該是主謂式的命令、指揮式的驅使，而只能是平等化的商洽、契約化的兌現、責任化的保障。尤其是非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更應該關注其提供的質量，以保障被服務方的利益。
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方，政府的一切管理本質上都是為人的服務，都是從為大多數人服務出發，以大多數人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歸宿。因此，城市管理必須以被管理者為本，尤其是非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更應該關注其是否以被管理者的合理訴求為本、以大多數人合法利益的按約兌現為目標。
2、效率、效益與成本原則
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目的是減少非市場化的政府失靈，提高管理的效率、效益，降低管理的成本，為此，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是效率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規避壟斷帶來的主體惰性，激發市場規制下的企業活性，培育社會和諧德制下的公共理性，尋求公共服務市場供給主體的動力最大化、動力內生化和動力自覺化。
二是效益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消除單一主體導致的大鍋飯，及其派生的無競爭、弱動力、低效益，激發多主體競合的市場活力，實行多主體市場下的優勝劣汰，尋求公共服務市場供給主體的綜合績效優勢，進而從根本上提高城市管理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三是成本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消除大包大攬體制下的成本無限化，發揮量入為出市場法則的導向作用，實現各類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競標，在保證公共服務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公共服務成本支付的最小化。
3、監督、保障與可續原則
任何供給，缺乏必要的監督、應有的保障和持續的可能，都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作為城市管理的公共服務，更將產生諸如無序、缺失甚至危害公民的惡果。因此，要保障城市公共服務的有序、優質、持續，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一是監督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打破公共服務提供中單一主體的缺乏制約、不受監督的體制格局，激發包括市場法則、社會公眾、第三方獨立主體監督與制約的公共理性，使公共服務更透明、更規范、更優質。
二是保障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改變公共服務提供中單一主體有力不出、力不從心的雙重悖論，以市場化監督保證公共服務有力必出，以市場化招攬保證公共服務多元提供，以市場化比選保證公共服務規范優質。
三是持續原則，即：通過城市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消除公共服務提供中單一主體因急功近利而導致的代際斷層現象，發揮市場機制的造血和持續激勵作用，以政策扶持鼓勵公共服務長期提供，以期權優惠吸引公共服務民間投資，以盈虧互補建構公共服務造血功能。
四、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范疇方式
（一）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基本范疇
城市管理的范疇很廣，能夠通過市場化長效運作完成的主要有：城市功能發揮、基礎設施維護、市民生存保障等方面的政府購買服務、特許經營、轉移支付、公益補償、監督獎勵、強制保險等等。其中，應該而且可以市場化的必須全部市場化，以彌補政府失靈的缺陷；應該而且必須公益化的必須由政府提供完全、均等的公共服務；不能完全市場化的則應選擇其中可市場化的部分實行半市場化運作,包括公共領域中的政府市場化補貼委托、社會與市場從事的經營特許、補貼購買、指定式擔保、獎勵性公眾參與、非政府志愿補貼、半盈利招標從業等等。
（二）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的優化方式
綜合國內外城市管理市場化運作的前衛理念與成功經驗，城市管理市場化長效運作有九個方面的方式可供選擇性優化，具體包括：
1、提高公共服務的準入門檻
以立法、定規的制度化形式，對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范疇、質量、成本作出更嚴格、更高標準的規定，促使一部分質量差、效率低、成本高、不規范的公共服務提供者（哪怕是國有的、原政府直管的企事業機構）退出市場。
2、開放公共服務的壟斷市場
遵循價值規律、市場法則，運用需求、質量、成本導向原則，吸引更多規范、高效、有規模、重質量、講信譽的市場主體（包括民營、國境外的企業），參與城市公共服務市場化提供的規范化角逐。
3、實行公共服務的稅負調控
以更科學、嚴謹的稅收規制，壓縮高收益公共服務市場的利潤空間，或減免低收益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利稅，切實降低公共服務的市場價格，有效減輕國民分享公共服務的經濟負擔。
4、優化公共服務的撥款補貼放貸
通過政府有計劃、與時俱進的撥款，吸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純粹公益的城市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通過財政按比例、分門別類的補貼，吸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長期的微利型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通過政府差別化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吸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短期的無利型公共服務的提供。
5、創新公共服務的保險擔保購買
通過政府對項目的補貼或對項目實行市場化投保，使參與高風險公共服務提供的市場主體，消除對項目風險的后顧之憂，轉移項目風險的賠償支付；通過政府或指定有資質、有實力的市場主體的擔保，為需要進行公共服務貸款的非規模型市場主體提供實力支撐；通過政府有針對的購買服務，為進行純公益公共服務的市場主體提供貨幣化的補償；通過為公共服務項目引入市場保險，充分利用保險公司責任賠付的反制機制（優質賺、劣質賠），發揮其減賠、免賠、獲利的內在動力，強化對公共服務保質、保量、按時提供的體外、自發的本能性監管，從而提高公共服務的持久、整體的質量。
6、規范公共服務的特許公營合營
通過政府權威、科學的議標式特許委托，為提供壟斷性公共服務的優質市場主體構筑阻止不良外來競爭入侵的市場壁壘；通過政府直接管控的有實力、講公信的公有企業直接提供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提高公共服務承諾、兌現的保障度和公平性；通過公共、私有市場主體的股份化合作，實現市場利益與服務公權的雙向、雙重制控，減少市場或政府的單邊失靈，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效益和質量。
7、完備公共服務的懸賞獎懲贈與
通過政府依法、依規和依照特殊決議的一次性懸賞，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或社會個人，為某項獨特或臨時但又非常急迫的公共服務進行必要、有時甚至是高危的付出；通過政府制度化、顯性化的獎勵，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或社會個人減少不必要的公共服務需求（如過度的水、電、煤、車等的消費），并對不規范、不達標的公共服務進行有效的制約；通過政府公開化、告知性的懲戒，引導和迫使更多的市場主體或社會個人，杜絕不應該的公共危害的外溢；通過政府或社會志愿的捐助、贈與，滿足社會特殊人群（弱勢、傷殘、其他困難者）公共補償的需要。
8、拓展公共服務的政策金融技術
通過政府政策導向的調整，督促提供公共服務的市場主體，因懾于政策從嚴而更趨規范、更加高效、更大產出，因鑒于新的政策優惠而更熱心于拓展、深化、完善服務；通過政府公共服務手段的金融化衍生，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以股權、債券、物權等形式參與公共服務的金融化提供和支付轉移；通過政府提供必要、可能和獨特的技術支撐，提高市場主體公共服務的整體質量。
一、建立有利于水務市場健康的公共管理體制和市場運行機制
在市場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管理和公共服務。城市水務局既是市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門,也是供水、排水、污水處理與回用的行業主管部門,具體為:
1.制定水務行業的法規與行業政策,制定水務行業技術標準并監督實施。致力于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2.編制水務發展戰略規劃、水資源綜合規劃和專項規劃并組織實施。要在區域水資源綜合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指導下,編制城市水資源配置規劃、供水水源規劃、供水規劃、排水規劃、污水處理與回用規劃、城市水生態建設規劃等專項規劃。
3.統一管理水資源,包括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統一配置和調度水資源;統一發放取水許可證,統一征收水資源費。
4.進行水權初始配置,建立水市場。
5.建立合理的成本評估體系,協助價格主管部門制定供水、污水處理等價格政策。
6.負責水務經營資質的審核認證以及特許經營權的發放與收回;嚴格市場準入制度,規范水務企業的經營行為,保障公眾用水的合法權益和水務市場各投資主體的合法權益。
7.監管水務企業服務質量,監察水量、水質、水壓、水價等主要指標,查處違法行為。監督水務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進一步推進供水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監督有力、激勵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在界定政府與企業職責時,要特別注意將政府資產所有權與公共管理權相分離,建立起所有權、經營權、監管權相互制約的城市水務發展模式。隨著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各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和監管人的職能,在新形勢下,水務管理的模式也需要進行先期。
二、完善水務政策,深化城市水務投融資機制改革
1.區分公益性項目與經營性項目,確定不同的投資機制與運營模式。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應該承擔起建設、運行維護以及更新改造的責任,主要目標是建立穩定的投資來源和可持續的運營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投資、企業化運行的新路。
2.劃分事權,形成分級投入機制。城市水務基礎設施建設由于資金需求巨大,單靠市級財政投入遠遠不夠。
3.運用政策手段,加大利用信貸資金力度。為了鼓勵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城市水務行業,國家采用政策手段,如長期開發性低息貸款等使銀行信貸資金向城市水源工程、供排水管網工程、污水處理廠等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具有穩定投資回報的經營性項目傾斜。
關鍵詞：國債市場利率市場化
一、基準利率是利率結構的中心
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利率結構可以通過其風險結構、期限結構和基準利率三個因素來表述。風險結構指相同期限債券的利率與風險特性之間的關系，理論上可以通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刻畫。根據這一模型，若可獲取市場無風險收益率，則每種資產的預期收益等于同期限的無風險收益與風險升水之和。這種風險升水給出了風險與資本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和不同風險資產的相對價格，刻畫了利率的風險結構。但是，由這種風險結構還不能研究資本資產價格本身。期限結構指相同風險水平債券的利率與期限之間的關系。根據期限結構的純預期理論、市場分割理論和流動性偏好理論，利率的期限結構取決于人們對未來利率的預期、債券市場的分割程度和流動性升水。利率的期限結構至多也只能確定債券的相對價格。事實上，只有知道某種作為基準的市場利率，即基準利率，才能由風險結構決定利率本身。一種利率體系能否引導資金有效配置的關鍵，也就取決于這些因素能否反映資金市場的供給與需求。這三個因素中，基準利率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對市場均衡價格的任何偏離，都會通過風險結構和利率結構的傳導擴散到整個利率體系，理論上可造成所有債券價格對市場均衡價格的偏離，誤導金融資源的配置。
實踐中，風險結構是通過信用評級予以確定。一個公正、權威的評枯機構體系能較好地保證風險結構真實地反映市場主體的風險特征。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已建立了公認的評級機構，形成了完善的市場信用評估體系。如美國公認的信用評級機構有達夫菲爾浦斯信用評級公司、菲奇投資服務公司、標準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相比之下中國的信用評估體系還處于建設中。
至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確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相當困難的。不過目前旨在確定期限結構的理論模型已有許多，如Vasicek模型、Cox-Ingersoll-Ross模型、Dothan模型、Ho-Lee模型、Hull-Will三叉樹模型等。在西方，市場人士是通過理論上的即期利率曲線來構建模型的，使用的原始資料是國庫券的期限和到期收益數據。下面的例子可說明這一過程。
表中給出了期限從0.5年到10年期的20種假想國庫券的息利率、到期收益和價格。設所有債券的面值為100美元。由此表出發，可構造即期利率曲線?；舅悸肥菍⒚繌埾⑵睂默F金流視為一張零息債券。每張零息債券的收益稱為即期利率，它與期限的關系曲線就是即期利率曲線。第I個0.5年的即期利率為Z1（I=1，2，……，20），由表可直接看出Z1=0.08，Z2=0.083，為求Z3，考慮1.50年到期價格為99.45美元的國庫券，由表可查出息票年利率為0.085，半年期利率為0.0425，即面值為100美元國庫券每半年獲息4.25美元。由債券的定價公式，債券的價格等于其代表的現金流序列的貼現值，每一現金流的貼現率應取對應的零息債券的收益率。
同期限結構一樣，實踐中的基準利率也是通過國債市場利率確定的，其前提是存在一個發達的國債。但發展中國家國債市場一般不發達，都不同程度地實行利率管制。比如存在市場分割、國債價格不統一，無法形成有效的基準利率。但是，一個以市場化改革目標的國家，最終只有國債市場才能發現全面反映市場供求信息，形成有效配置的基準利率和利率曲線。
二、國債利率是有效市場的基準利率
按有效資本市場理論，當資本市場是有效的，市場價格就能迅速、全面地反映所有的信息。這意味著所有債券市場中，最有效的市場利率最有資格作為基準利率。關于有效資本市場有兩種定義。一是Rubinstein和Latham的定義：市場關于某種信息事件有效是指這種信息事件不會改變市場參與者的資產組合。另一是Fama的定義：認為若這種信息事件不改變市場價格則稱之為該市場對這組信息是有效的，這里允許對同一信息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而出現不改變總的市場價格的相互交易的可能性。顯然后一定義相對弱一些。
我們可以從任一定義出發，將每個債券市場都與一個信息集I聯系起來，使該市場對I是有效的，再將所有信息集按包含關系排序。若I1包含I2，則對I1有效的市場比對I2有效的市場更加有效率，若信息集I包含所有其他信息集，則I對應的債券市場比所有其他市場更有效率。哪個市場債券價格或利率傳遞的信息最多，哪個利率便最有資格充當基準利率。
國債市場跨越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它將財政信息和銀行信用聯結起來，是傳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和重要紐帶，是政府作用經濟的著力點。另外，其參與者眾，交易品種多，信息來源比其他債券市場都要廣，其利率是基準利率的最佳候選。加之國債市場的風險小、市場主體行為較其他市場而言規范程度高，這些特性是其他市場地法比擬的。實際上許多國家的市場基準利率就是國庫券利率（美國國庫券利率已成為事實上的世界債券市場的基準利率），國債市場的發育程度決定著基準利率的有效性，也就決定著整個債券市場利率的有效性。
國債市場也是利率期限結構的最佳顯示器。非國債債券都有違約風險，且這種違約風險與期限是相關的。就是說同種非國債債券期限不同，違約風險也不同。不同期限的非國債債券的利率之間的判別不僅反映了人們的預期，也反映了違約風險的升水，兩者難以分離，無法用來決定利率的期限結構。國債幾乎沒有違約風險，其利率的期限結構不受違約風險的干擾，能較好地顯示人們的預期。同業拆借市場雖然在交易規模、交易者數目和規范化程度上與國債市場具有一定可比性但這個市場只是短期債券的市場。而國債市場交易各種期限的國債，可提供長、中短期不同期限的債券種類，其豐富程度是其他市場無法比擬的。國債市場是利率期限結構的最佳顯示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判斷：國債利率是基準利率的關鍵環節。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債的流動性僅次于通貨，持有者遍及幾乎所有的市場主體，其數目和范圍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種金融資產，其價格的變化會影響到幾乎所有居民的消費與儲蓄，企業的投融資決策和金融機構的資產選擇，最終影響到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其他金融資產價格發生變動時，國債價格也會作出響應。國債利率是金融價格體系中的“神經網絡”。相對而言，其他債券持有者數量有限，其價格的變動，只可能影響局部范圍內某些市場主體的資產組合，至多只能造成對其他債券小部分替代，不可能擴散到整個金融市場。
三、國債利率作為基準利率對貨幣政策傳導的效應
在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公開市場業務具備有效、靈活、操作成本低、對金融體系副作用小的優點，這實際上是國債市場機制的作用。（1）國債市場的規模之大足以保證央行大規模買賣國債吞吐貨幣的同時，不會引起國債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影響金融秩序。同時國債幾乎是無風險的金邊債券，沒有違約和賣不出去之憂，不會造成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成本過大。（2）通過國債市場的買賣來調節貨幣供給對金融體系的副作用小。比如通過增加法定準備金來緊縮貨幣供應，會迫使銀行提前收回某些貸款，影響收益性，特別是某些本來資金緊張的銀行，只能通過從貨幣市場高成本融通資金來補足準備金，可能會因此而陷入困境。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則可避免這種情況，銀行會根據自己的資產負債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賣出國債，優化其資產組合。（3）通過買賣國債調節貨幣供給具有即時性、靈活性和可逆向性。央行可以根據貨幣供給情況，隨時買賣國債，自由決定買賣數量，當發現操作失誤時可立即進行逆向購買，這給央行實行貨幣調控的時間、額度以靈活的選擇余地。其他貨幣工具不具有這些特性。比如，再貸款和再貼現政策只有在商業銀行需要時才能發揮作用，央行是被動的。準備金則不能頻繁調整。（4）通過國債調節貨幣供應是相對有效率的。公開市場上國債的買賣是自愿的，自愿的交易對經濟必是一種帕累托改進。（5）國債市場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結合點。通過發行和買賣國債，實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可以大大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發行國債同時，央行通過購買國債可防止私人部門資金的減少，從而減輕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當然，央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賣外匯來間接影響利率，但其效果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外匯市場有許多因素往往直接抵消了央行的作用。在美國等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央行還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地方政府債券，但購買量相對國債購買量而言僅是很小的一部分，對公開市場業務支持的力度遠遜于國債。
總之，沒有一個發達的國債市場，就不可能有效地開展公開市場業務。只有國債利率才可以將公開市場業務的影響均勻且溫和地傳導到金融體系，既保證了政策信號傳播的廣泛性，又保證了傳導過程的平穩性。選擇國債利率為基準利率就是理所當然的。
四、發達的國債市場是利率自由化的前提
完全市場化的利率體系意味著基準利率、期限結構和風險結構完全由市場決定，央行只能以市場參與者的身份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賣國債和外匯來影響利率。理論上講，若市場是有效的，由市場確定的利率體系可以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但現實中沒有哪個政府能完全承諾放棄某些情況下利用國家的權威對利率實行某種直接控制，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現實的市場都不可能是完全信息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二是國外市場的沖擊。三是市場價格導致的資源配置造成公共品的短缺。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發展中國家對利率的直接干預程度遠遠超過發達國家。中國目前還是存貸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國家，利率市場化意味著政府逐步減少對利率的直接干預，讓市場去發現基準利率和利率結構。
前文的分析表明，利率體系市場化的基準利率和期限結構和只能由國債市場利率決定，國債市場的有效性對整個利率體系乃至整個金融體系有決定性的作用，它不完全性會造成整個利率體系對市場均衡價格的偏離。這里市場的不完全性是指其對經典的完全競爭模型的偏離，表現在：（1）由于準入限制造成的市場分隔。（2）交易者數目少，形成價格壟斷。（3）可交易國債品種或數量不足，比如防范國債利率風險的衍生產品短缺或形成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缺品。（4）由于發行時間的非公開性、中介機構缺位等造成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交易量減少。（5）交易（手段）方式的落后增大交易成本，減小了市場主體交易國債的愿意。（6）市場主全之間利益的相關性導致交易的同向性，出現只有需求而無供給或只有供給而沒有需求的情況。上述種種偏離造成的后果可歸納為四種：一是供給量的減少，二是需求量的減少，三是市場參與者少，四是市場分割造成國債利率的不統一。即使能得到某個統一的國債利率，其他三種后果也會使其成為一種扭曲的利率，不能反映資本市場的真實供給和需求，顯示人們的預期。整個金融市場的價格體系就會對金融資產產生低效的配置。舉個極端例子，市場有顏色時，國債效率應低于銀行的同期存款利率。如國債市場的不完全性使國債利率離于存款利率，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居民就會取出存款購買國債，直到存款利率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必定也會相應提高，增加投資成本。
由此得到的結論是，利率市場化是有風險的。如果債券市場（特別是國債市場）發育遠未成熟，在不具有發現有效的基準利率和利率結構的功能時，放開利率管制，無異于將利率的決策權、資本的配置權交給了非理性者。因此，國債市場發育成熟以前，不能實行利率市場化。
五、利率市場化所要求的國債市場的基本條件
國債市場發育不良時是不能實行利率市場化的，現實中又不可能營造出完全競爭的國債市場，但是利率市場化在許多國家已成功實現，而且企業運行良好，如美國。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國債市場應具備哪些基本條件，才能有效地實行利率市場化？
利率市場化要求國債市場除了其基本的財政籌資功能外，還應具有很強的信息發現傳導功能。這就要求國債市場應該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國債品種的多元化。如短、中、長期國債，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債券、零息債券和有息債券、可贖回和不可贖回債券等，應根據承購者的風險收益特性適當搭配發行。提供的期限、風險和收益結構的樣本越多，投資者也就越多，其債券價格顯示的市場信息就越充分、越全面，形成的基準利率和期限結構就能更好地反映資本市場的供給和需求。
2、有大量的交易者，特別是代表各種經濟利益主體的機構交易者。市場主體是信息的攜帶者和傳播者。入市者越眾，帶入市場的信息越多，市場越有效。私人投資者偏好中短期債種，保險公司則偏好中長期債種，其他的金融和非金融機構受其資產負債結構的影響，對債種的需求也不盡相同。只有居民以及各種機構投資者大量參與國債交易，才能形成廣泛的需求。特別是有一定資金實力的做市商，可實現不同期限不同風險和收益特征債種之間的融通，調節和匹配供給和需求，大大增加市場的流動性，提高信息的傳播速度。
3、市場運作應具有規范性、信息透明性。比如國債發行應盡量采用公開拍賣制度，根據承銷對象的不同特性選擇適當的拍賣方式（公開升序拍賣、第二價格拍賣公開降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拍賣的程序應公開，應按一定的時間表（公之于眾）進行安排，減少拍賣時間、拍賣程序上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吸引更多投資者。
4、存在發達的二級市場和相應的風險管理工具，增加國債的流動性，減少價格風險，擴大國債的需求。
其一：不是熊市，不用救市。一般認為，指數連續下跌兩個季度，跌幅超過20%就算熊市。中國股市自去年10月以來已經連續跌了10個月，最大跌幅超過60%，可是，有人說還不算熊市。按照非要掉回2242點即上一輪牛市的牛熊分界線以下才算熊市的觀點，那么，豈不是等于是說中國股市從今以后或者將永無熊市？如果超過95%的投資者嚴重虧損還不算熊市，救什么市？！難怪即使連美國政府也在救市，中國股市卻還在為救不救市而猶豫不決。
其二：曲解“市場化”，不反對行政打壓股市和人為擠壓股價指數泡沫，只反對救市。一救市就說是行政托市，是違背市場化原則，是倒退。連規范大小非減持也說成對市場化的背信棄諾。甚至說，救市就是劫貧濟富，是犧牲市場利益救投機勢力。其實，說穿了，不過是把投資當投機，視股民為盲民。奇怪的是，他們反對救中國自己的股市房市，卻竭力提倡動用中國的外匯儲備去配合美國政府救次貸危機救“兩房”危機。這又是劫誰的貧濟誰的富？
其三：先治市，后救市。其實質就是說，只能治市，不能救市。其實，如果股市治得好，還用得著救市么？如果股市治不好，非要等到來不及救了才救，跟見死不救又有何異？再說，如果所謂治市就等于繁文縟節重床疊架名為規范實為抓手的強化行政干預，把本該自我規范的自治和自律，一律用行政法規文件的形式越俎代庖，并如法炮制地治下去，那不是把股市治活，而是治死了，當然也就用不著救了。
其四：救市不如救經濟。保經濟才能救股市，話雖不錯，卻未免太不了解中國股市。中國股市的問題是不僅曾經連續十多年背離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趨勢，而且，由于在“晴雨表”功能剛剛稍有體現的時候就“葉公好龍”，驚慌失措地大呼起“泡沫風險”來，這才發生了一個經濟增長“一枝獨秀”的股市卻比人家發生了“次貸危機”的股市跌得還慘的不幸事實。今天我們呼喚“救市”，其實是呼喚“晴雨表”功能的魂兮歸來。給投資者一個分享經濟成長成果的預期，這跟保持經濟增長不僅并不矛盾，而且還將更好地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保障作用和助力作用。
其五：救市只會越救越糟。平準基金入市，固然在某種意義上也有可能給解了套的資金一個逃跑的機會，不免成為反救市論者的口舌。這是需要格外謹慎的。但是，市場化并不是不“救市”，只是不主張用簡單的行政的“救市”代替市場的自救。如果“救市”可以幫助市場恢復自救的能力，即使是所謂成熟市場的政府也不會簡單地反對或排斥“救市”。救市并不是另起爐灶。在給舉足輕重的市場主體注入活力的同時，趁指數還在做“俯臥撐”之際推出股指期貨，不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救市效果，而且還可以順理成章地將“救市”行為納入市場行為的軌道?！熬仁小焙汀爸问小?，一舉而兩得，這就是積極維穩的意義所在。
其六：最嚴重的問題是投資者教育。其實，把投資者教育變成教育投資者，實際上是把一切不盡人意的事情一股腦兒地都歸咎于投資者，都要投資者埋單，管理層連一點反省糾錯的責任都沒有。如果這個市場什么都是一教育就靈，連信心都教育得起來，還要公司治理和市場監管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