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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社區治理現代化的內涵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1-0119-08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皣抑卫憩F代化”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和歷史任務。作為一個總體性范疇，“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包含著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形式上，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三個基本要素：首先是組織要素，其涉及到政府內部權力與資源的配置；其次是職能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其他權力主體和社會權利主體的權力與功能配置；再次是環境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各類社會行動者的情境關系。在動態互構的過程中，這三個要素并不能被嚴格地區分與線性地構序。但就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言，回應社會環境、解決社會問題總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邏輯前提，政府的職能與組織都要圍繞著這個邏輯前提進行重組。
社區是社會的重要基礎和構成部分，我們同樣也可以通過它來透視政府治理現代化。不過就“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模式”這一問題而言，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特殊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的政府改革，雖然形態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重新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前，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歐美的干預型政府，都具政府吸納社會職能，進而控制社會的特點。但是隨著改革的開啟，政府與社會實現了新的分化，政府把一些它不能很好承擔的職能轉移到社會之中，進而為社區的重建以及政府治理社區方式的革新開拓了空間。
（一）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
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西方的干預型政府，都是一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在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系中，資源、信息與人員都被組織到緊密控制的科層結構之中，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權力體系運行的重要依據。而且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管理性權力是一種主導性權力。依靠管理性權力的強大控制力，科層制組織以及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才得以建立并得到維持。在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中，社區也被政府所吸納，成為政府有計劃地推進國家建設的重要工具。二戰后，聯合國所倡導的“通過社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吸納、動員、改造和管理社區的運動。諸如“社區自主計劃的有效實現，有賴于政府積極而廣泛的協助”，“制定全國性的社區發展計劃必須有完整的政策、行政機構的建立、工作人員的選拔與訓練”，“地方性的社區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發展計劃相互結合、協調推進”〔1〕等原則都表明政府在社區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隨著政府的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全球布展，權力結構出現了分化。由于政府向社會分權與市場分權，權力體系的構成及其性質發生了變化。原先的那種管理性權力主導的權力體系，現在演變為契約性權力、管理性權力和互惠性權力互動的體系。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改變了管理性權力。政府改革所帶來的權力體系變革對社區也有重大的影響。隨著經濟活動的市場化，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社區內在的契約性權力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福利的社區化，社區內各種志愿組織的形成，也促使互惠性權力呈現增長態勢。社區內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的增長，既促進了社區的自治，也限制了政府的管理性權力。無疑，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促進了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無疑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會進一步要求政府的治理方式進行革新。
（二）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
政府的分權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型的社會分化。由政府所推動的市場化更是社會分化的重要動力之一。由政府的分權以及市場化所引發的新型社會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活力，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政府的有效運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市場化所推動的社會分化潛藏著各種風險。市場化有兩個重要的方面，即個體化與全球化。誠如鮑曼、吉登斯等人所認識到的那樣，個體化與全球化不僅帶來了整合性后果，也帶來了分化性后果。個體化與全球化所內涵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新型社會分層的標準之一。
其實，市場性的社會分化蘊含著社會整合的需求，只不過它總是以否定或隱含的方式存在。隨著市場流動性的增強，“社群的以及由國家支撐的抵御個人失敗和厄運的保障，現如今正在逐漸地、持續不斷地收縮以及削減，這種現象削弱了這種保障從前所具有的種種吸引力，同時也破壞了社會連帶的社會基礎”?！?〕市場性社會分化破壞了傳統的社會整合，但卻沒有為新型的社會整合提供出路。在這種情況下，社區作為承載社會整合想象力的概念又被重新激活。社群主義以及社會資本理論對于社會團結以及社會紐帶的謀劃，都為社區作為一種應對新型社會分化的社會整合機制提供了合法性證明。社區作為社會轉型中的整合機制，無疑會對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當政府以市場化理念為主導促進改革時，社區作為社會整合與團結機制的重要性就會更加明顯。
（三）政府治理方式革新的要求
當前的政府改革最主要的是要改變政府的管理型特征，或者說要變革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它不但用科層制組織自身，而且用科層制組織社會?？茖又谱鳛橐环N政府的組織方式，把政府建構成為一個依靠規則和命令、自上而下執行的專業體系?？茖又谱鳛橐环N社會制度，把社會職能納入到政府管理的范圍之內，使社會變成了政府的附屬，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在政府通過科層制管理社會的體制中，作為社會基礎的社區也被納入到政府的行政計劃之中。西方國家專業化的社區管理以及福利體系的設置和中國的單位之都是管理型政府開展管理的基礎。
但管理型政府及其管理社會的方式也存在弊端。管理型政府持有一種技術理性，以效率最大化為價值追求。為了便于管理，管理型政府用同一性的策略來剪裁現實的多樣性，以致破壞了社會活力，陷入悖論性的困境之中。各國政府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相繼實施了改革。一方面，通過分權與職能轉移來提高政府效率與社會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內部民主化與外部民主化策略為政府的有效運行于社會的良好治理塑造新型的制度空間。雖然，當前的政府改革并沒有完全揚棄管理型政府，但是隨著政府價值追求的轉換以及社會自治空間的擴展，政府的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服務型政府成為替代管理型政府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社區重建的視角，可以發現隨著職業屬性、政治屬性與倫理屬性等方面的調整，政府的理念正在從管理走向服務。
（四）治理與現代化概念新內涵的影響
治理概念的新內涵起源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變革與經濟研究?！巴獍南到y化發展、核算單位的自治化傾向、零庫存管理等等都是重新審視‘福特式’生產模式（將生產線一體化，從設計部門到機器制造、從工程師到工人嚴格等級化）的信號?！边@促使學者們思考“能用等級化以外的另一種方式來指導企業嗎？在企業內部和在企業與其他企業關系中，生產單位的日益自治化會要求采用哪些新的協調方式呢？”〔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治理理念的興起就是為了揚棄管理理念。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與擴展，治理理念也滲透到政府治理體系之中。在全球治理委員會看來，“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很顯然，治理理念為政府模式的革新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
現代化概念的新內涵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政府改革及其效應的影響下形成的。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化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在鮑曼看來，現代化正在從“固體現代性”轉向“流動現代性”；而貝克則認為，現代化正從“第一現代性”走向“第二現代性”。無論學者們做出何種區分，都意味著現代化正在經歷新的階段。與早期現代化的“西方中心論”與“單一現代化”不同，新型的現代化是一個在多元化與復雜化的情境中尋求合作的過程。這種現代化理念對社區治理以及政府模式都提出來新的要求。
綜合起來看，“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選擇”是社會轉型與政府改革情境中生成的一個新議題。社區與政府關系重塑的理念選擇，必須回應權力體系變革的要求、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政府治理模式變革的要求，并遵循“治理現代化”的新原則。
二、傳統理念革新以及困境
雖然，社區治理現代化中的服務型政府建構，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與歷史任務。但是，通過革新傳統理念來探索這一議題，也不失為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其實，在社區重建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那些通過革新傳統理念對政府與社區關系進行重塑的各種嘗試。傳統理念的革新其實是社會重建的重要構成部分，其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中去，而是基于新的社會現實的傳統再造。當然，傳統理念革新也有其局限。只有理解其局限，我們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依靠傳統的外衣來包裝新的理念。
（一）管理理念的革新
當前的政府改革就是要變革政府的管理特性。管理型政府及其對社區的管理，是依靠科層制實現的。通過科層制組織，政府強化了控制自身的能力；通過科層制度，政府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政府通過限制市場性經濟權利、擴張福利性社會權利的方式，滲透到社區的管理之中。通過再分配和規制，原來由社區承擔的職能被政府所吸納。再分配主要涉及到資源的配置問題，諸如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加強規制則主要涉及到確定行動準則，諸如各種規范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政府法規等。管理型政府通過科層制式的管理想象力，構建了以自上而下的社區控制體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體系能夠動員社區內在的資源以服務于國家建設。但是，從長期以及實踐經驗的角度看，它卻是一個資源低效利用與社會等級化的體系，并最終失去活力與合法性。
為了打破政府管理社區的科層體制，政府逐漸減政放權，并把新管理主義引入到政府過程之中。新管理主義“是工商企業管理領域長期流行的一套管理哲學，它主要包含如下幾點核心觀念：（1）社會進程的主要途徑在于經濟意義上的生產力的持續增長；（2）這種生產力的增長以‘管理’功能對勞動力要素和復雜的信息技術、組織技術、物質形態的商品的生產技術的有效組織為前提；（3）管理是一項重要的、分離的和特殊的組織功能，在諸如計劃、執行和衡量生產力的實質進展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商業的成功越來越依賴于高素質和職業化的管理者；（4）為履行‘關鍵作用’，管理者必須擁有合理的‘管理權限’”?！?〕新管理主義的最大特點是管理的自由化與市場化。通過新管理主義的視角，不難發現：一方面政府自身的組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等級制，政府組織朝著扁平化、管理者自我控制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與社區的分離，社區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權，因而政府管理社區的方式也不再僅僅是命令――服從，而是協商互動。
（二）自治理念的革新
隨著政府的分權化改革，政府與社區逐漸分離開來，社區自治的理念得以復興。不過，社區自治理念的復興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社區自治的理念中去。傳統的社區自治所賴以嵌入的傳統“社會――國家”結構，在全球化與個體化的沖擊下正在走向解體?！吧鐣谠馐苋蛘魏蜕钫蔚膴A擊。在‘流動的現代性’條件下，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社會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實體，不再有明確的邊界和規范，以至于個體被迫用自身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迸c此同時，“國家從總體上喪失了大部分曾經擁有的各種：它經常處于‘別無選擇’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實施政策選擇?！薄?〕而傳統“社會――國家”結構解體包括“整合與瓜分、全球化與地方化，是兩大相輔相成的過程。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同一過程――即世界性的、權力和活動自由的重新分配――的兩個方面”?！?〕上述這些因素都促使社區自治的理念進行革新。
自治理念的革新促使政府從集權走向民主。不過就政府的民主形式而言，其不同于傳統抽象的“人民”以及代議民主，由于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協商民主正在成為政府民主的新形式。與此同時，新型的自治理念要求，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立場，任自由市場理念侵蝕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過度干預的方式破壞社區自治。隨著社區內在生活政治的興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懂得分享權力、實現與社區的合作共治。
（三）情誼理念的革新
情誼理念其實是一種倫理道德理念。正如卡藍默所認識到的那樣，“倫理問題……是因為公（國家）和私（市場）的雙重失敗造成的”?！?〕雖然，通過傳統理念的再造，管理與自治都具有了一定的新內涵，但是，新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仍然具有忽視情誼關系的缺陷。這就引發了人們對情誼關系的再思考。哈貝馬斯看到，新的市民社會“不再包括控制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經濟領域。無論如何，‘市民社會’的核心機制是由非國家和非經濟組織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與此同時，“許多集體行為的問題只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但是由遙遠的國家調節或間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決。相反，社群的自我調節，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權威，倒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0〕這就為社區情誼關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社區情誼關系受到廣泛的重視?！吧鐣Y本包含隱含的知識、網絡的集合、聲譽的累積以及組織資本，在組織理論語境中，它可以被看作是處理道德陷阱和動機問題的方式?！薄?1〕 毫無疑問，上述的思考都為社區在新型社會情境中構建抵御流動性風險的倫理情誼網絡提供了方向。
情誼關系的重塑不僅僅關乎社區，同樣也關乎政府對社區的治理。帕特南在研究政府改革時，通過意大利政府改革的不同效果分析，發現社會資本在促進政府改革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存儲在一些自發性的組織之中?！斑@些自發出現的組織，與其說是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利他精神，不如說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未雨綢繆。處境相同者愿意齊心合力，以抵御社會迅速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薄?2〕這其實意味著，政府在進行改革時，為了促進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可以依靠社區內在的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引導、開發和完善社區內部的社會資本對于培育社區情誼關系、維系社區團結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社區情誼關系的培育反過來也要求政府實現倫理化和道德化。
（四）傳統理念革新的困境
在工業社會中，“政府與社會關系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政府處于中心，而社會則是圍繞在政府的邊緣，并形成了穩定的中心――邊緣結構”?！?3〕在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對邊緣具有特定的支配作用，邊緣要服從于中心。就政府與社區的關系而言，社區管理的科層制就是中心――邊緣結構的實現方式之一。隨著政府職能社會化，社區從政府的嚴格管制中脫離出來。社區與政府的分離使得政府的中心地位被削弱。隨著社會中心論的興起，社區與政府關系的中心――邊緣結構發生了變化，兩種社區中心論被凸顯出來。一種是從市場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商品化的理念之中，與此同時政府也被放置到邊緣位置。另一種是從志愿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互惠互利的理念之中，政府同樣也處在邊緣位置。雖然，從基于科層制的政府中心論到基于市場理念或志愿理念的社會中心論的轉變，促進了經濟、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辯護。但是這三種中心論在試圖把功能相對分離的社區與政府整合到一起時，采用的都是單一化的策略。這種單一化的策略其實是追求同一性的表現。這種同一化的策略無視功能分化的合理性，試圖強制性地實現功能的高度整合，最終卻導致社會功能的紊亂。尤其是在當前社會復雜性與流動性不斷增長的情境中，這種依靠單一中心進行功能融合的策略就會更加不合理。
為了克服單一中心整合模式可能帶來的社區治理的碎片化，一種多中心的理念逐漸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多中心理論的興起為多元力量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合理性證明，并減弱了多元力量為了爭奪單一中心地位而發生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多中心理論仍然停留在中心理論的視野之中。雖然，多中心理論虛化了那個絕對的單一中心，但是它并沒有真正地解決碎片化問題，而只是把碎片化問題弱化了。一旦那個能夠維系多中心之間均衡的隱秘力量被忽視，社區治理的碎片化會以更極端的形式出現。其實，不論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都沒有真正的理解當前社會分化的意義及其限度，因而也就沒有理解社會整合的意義及其方式。社區治理的碎片化問題，看似是一個分化過度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整合不當的問題。社區內在力量的分化，自然會帶來多樣化的功能及其合理的存在。但是多樣化的功能之間必須有所整合才不至于出現紊亂狀況。這就要求超越簡單的分化邏輯和局部思維，從整合與整體的角度重新思考社區治理。
三、合作理念中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傳統理念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拓展人們對于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認知。社區管理理念的革新透露出服務型政府的職業屬性，社區自治理念的革新揭示出服務型政府的政治屬性，而社區情誼理念的革新則凸顯了服務型政府的倫理屬性。但是，傳統理念對于新型社會分化與整合的不當理解，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們對于服務型政府的準確理解。這就要求，用一種更加合理的理念來理解社區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一）合作理念的維度
社區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服務型政府具有一種合作理念。雖然，合作的概念早已有之，但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合作具有新的特質。
首先，合作蘊含了領域融合的維度。近代社會“處于不斷分化的發展過程之中，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進入了一個不斷分化的歷史進程中了”?！霸诮鐣姆只挟a生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在這同時，日常生活領域也開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出現?！薄?4〕領域的分化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多樣化，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的復雜化。為了實現社會秩序與整體功能的發揮，各個領域之間必須被有效協調起來。不過工業社會中的領域協調是依據同一性的領域侵蝕。所謂領域侵蝕，其實就是用一個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來取代其他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以實現各個領域之間功能的一體化。但是，領域侵蝕用單一功能來支配其他功能的實踐，最終被證明是無效的。在新型的社會情境中，重新分化出來的各個領域不僅具有了新的特質，而且在協調的理念和方式上也發生了變化。從社區治理的角度看，生活在社區之中，并不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同質性的空間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信息、資源和人員不斷流動的空間之中。社區內存在的多種功能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同一性的支配和服從關系。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侵蝕與被侵蝕的關系，而是融合關系，即從相互建構的意義上把握各個功能領域之間的嵌合方式。
其次，合作理念蘊含了倫理的維度。社區內在各種力量之間的融合，顯然不能通過競爭與控制實現，而是需要激發一種關于倫理共同體的想象力?！皩餐w來說，多樣性和包容性并非勢不兩立。在許多語境中，我們把共同體理解成是由比較松散的合作活動和群體構成的。忠誠和凝聚固然重要，但是，關切和考慮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一隱含承諾同樣重要。為了共同體的目的，分界線被打破了。焦點轉移到共同事業和共同的生活?！薄?5〕 換言之，共同體的構成雖然是多樣的，但是共同體各個構成部分之間并非是相互隔離的、而是相互溝通的。共同的事務也并不是被事先自上而下給定的，而是通過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相互破除自身的禁錮而相互建構起來的。與此同時，對于合作的倫理之維和道德共同體的理解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這一路徑。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粘合劑，有利于修補由市場機制所引發的社會分化與分裂。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有兩種，一種是黏合性社會資本，一種是連接性社會資本?！梆ず闲陨鐣Y本有助于加強特定的互惠原則和成員的團結。連接性社會網絡，能夠更好地連接外部的資產。連接性社會資本可以產生出更廣泛的互惠原則，而黏合性社會資本則會使人們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薄?6〕利用這些社會資本的有利特性，可以建構出一個合作網絡。
再次，合作理念蘊含了網絡的維度。正如鮑曼所認識到的那樣，“‘社會’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網絡’而非‘結構’（更不用說一個穩定的‘整體’）：社會被人們認識為各種隨意性的聯結和分離的矩陣，一個能出現無數種排列組合方式的矩陣”?！?7〕 在很大程度上，網絡概念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結構概念的理解圖式。第一，結構可能預設了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者說“一”，然后結構中的所有其他構成要素都要依據這個整體性或“一”來進行自我建構；而網絡并不預設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一”，而是在互動的過程中實現各構成部分之間的平衡。第二，結構具有信息傳遞的單向度性，而網絡具有信息傳遞的多向度性。第三，結構具有穩定性和尋求確定性的特點，因此不適應高度流動與不確定的社會。網絡則具有靈活性，它能順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第四，結構中的構成部分具有固定的位置并且處于不同的層級之中，而網絡中的構成要素則不再具有固定的位置，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網絡”才能為社區與政府的合作治理提供有利的關系模式。
（二）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首先，引導新型社區自治。當前社區自治的興起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內生過程，而是一個多向度的互構過程。政府也將會在新型社區自治興起的過程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就社區治理的建構而言，社區治理中的關系既不應當是競爭性的交換關系，也不應當是控制性的管理關系，而是服務性的合作關系。就當前服務型政府建設與社區自治興起的關系而言，服務型政府應當引導社區走向新型自治。服務型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主義的策略放任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管理主義的策略控制社區自治。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這兩種策略都是不可行的。服務型政府作為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建設的目標模式，就應當以服務的理念來處理其與新型社區自治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務型政府既要承認新型社區自治，又要促進新型社區自治的成長。因而服務型政府可以通過引導的方式促進新型社區自治。服務型政府引導社區自治，就是要以合作的理念引導社區自治，使社區自治被納入到網絡化的治理結構之中，并促進政府與社區在功能上的有效融合。
其次，培育社區倫理精神。工業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倫理精神被作為一種價值巫魅驅逐到社會精神的邊緣位置。社區的倫理精神同樣也受到了排擠與限制。一方面，社會層面上的個人自由和組織控制的理念把倫理精神變成了附屬于它們的理念，因而社區倫理精神就無法得到伸張。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也支持個人自由組織控制的理念，社區的倫理精神也就無法制度化。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人們重新從社會團結與道德責任的維度來尋找新的社會治理方式。在社群主義和社會資本理論的助推下，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再次成為一個焦點問題。第一，我們不能夠再用一種感性的和自然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社區倫理精神。隨著社會越來越復雜，社區倫理精神的建構必須自覺化。第二，當前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需要從領域融合的角度來理解。工業社會中的社區倫理精神在領域分化的過程中被削弱。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政府職能的社會化，社會治理的主體變得日益多元化，領域融合的跡象已初露端倪。第三，隨著領域的融合，政府與社區的關系也將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社區不應再持有一種傳統的自然主義的道德觀，政府也不應當在從自由主義或管理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自身的倫理特質和社區倫理特質。只有通過服務型政府才能培育社區倫理。服務型政府只有通過實現行政人員道德化以及建構道德制度才能矯正自由主義和管理主義對于其自身倫理精神的限制。政府的倫理化有助于引導社區的倫理化。
再次，構建社區合作制度。社區的發展離不開制度的保障，而政府在提供制度保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在當前社區重建的情境中，政府所提供的制度保障類型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的方式都與工業社會中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區別。工業社會中的制度設計是由兩種理念支配的，一種理念是競爭，一種理念是控制。當然，這兩種理念之間也存在著交叉和混合的現象。不過這三種形式不再適應新型的社會情境。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的理想類型應當是由倫理精神聯結在一起的行動者網絡。第一，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熬W絡”與“結構”相比，更適合于理解和應對當前社會的特質，即由高度復雜性和流動性所導致的關系模式。第二，通過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行動者的網絡。行動者具有自主性，不像結構中的行為者那樣只是被動的服從并執行來自上面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行動者不僅僅再從上層接受命令，而且也在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開展活動。在由“網絡”所提供的無中心和無層級的關系中，行動者能夠圍繞著公共事務的解決展開自主而平等的交往。第三，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具有倫理精神的行動者網絡。行動者只有具備倫理精神才能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政府作為網絡中的一個重要行動者，必須實現自身的倫理化，并以倫理精神為指導服務于其他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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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是江干區邁入現代化中心區的重要歷史階段。為深入貫徹落實省委“建設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的現代化浙江”總目標和市委“打造東方品質之城，建設幸福和諧杭州”的決策部署，江干區將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國際化為主抓手，扎實推進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治理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和生態現代化，全面建設“城市新門戶、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藍?！?，全力打造“國內一流的現代化中心區”，努力成為全省現代化建設的先行區和示范區。
推進經濟現代化，全面提升區域綜合實力?，F代經濟是打造“國內一流的現代化中心區”的核心基礎。今后五年，江干區將構建以總部企業高度集聚、現代商貿業和金融業高度繁榮、高端制造業高度發達、城市經濟功能完善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經濟。力爭到2016年，財政總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翻一番，全區地區生產總值突破600億元，綜合發展水平進入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43個中心城區前列。一是全力打造總部中心。實施總部發展戰略，深入推進“浙商回歸工程”，全面落實浙商總部中心發展戰略規劃及浙商創業創新扶持政策，推進浙商總部金融服務中心、文化發展中心、管理決策中心、銷售運營中心和技術研發中心建設，大力發展會計、法律、咨詢、會展、廣告、人力資源等中介服務業，提升、完善服務功能。爭取到2016年，引進企業總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總部50家以上，成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設產業集聚區。實施科技經濟園拓園工程，著力打造高端制造園、研發創意園和總部經濟園；積極推進杭州（九喬）國際商貿城、“北游”皋亭山景區等項目開發建設，為經濟轉型發展提供廣闊平臺；加快錢江新城金融服務集聚區、三里亭1737建筑設計聚落等產業集聚區建設，爭取到2016年，創建省市級現代服務業集聚區6個以上。大力實施特色樓宇培育三年行動計劃，到2016年，實現樓宇稅收總額占財政收入比重達到45%。三是大力發展金融產業。依托錢江新城金融核心區的功能定位，加快發展現代金融產業，積極引進省級金融市場投資平臺、省股權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資產交易所，積極培育產權交易市場，努力打造服務民營經濟的區域性金融中心，成為全省乃至長三角“金融新藍?！?。到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20%。四是重點扶持服務業發展。堅持服務業優先發展戰略，強化服務業品牌建設，加快培育一批有影響力的江干服務品牌；把招商引資和招商引智相結合，注重培養和吸收現代服務業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73%以上，基本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
推進社會現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綜合功能?，F代社會是打造“國內一流的現代化中心區”的重要目標。今后五年，要通過實施“全域城市化、區域一體化”戰略，實現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學，區域發展更加協調，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社會保障更加完備。到2016年，城市建設區比例達到70%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0%以上。一是大力推進重點區塊開發。全力支持錢江新城、城東新城、丁橋新城、運河綜保、地鐵等省市重大項目建設，同步推進功能型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充分發揮區級自轉力，創新項目運作機制，積極拓展融資平臺，制定并實施杭州（九喬）國際商貿城、“北游”皋亭山景區、艮北新區、普福區塊、運河區塊、科技園區拓展區塊等項目開發建設三年行動計劃，加快區本級項目建設，提升商業商務休閑功能。二是大力推進征遷安置工作。積極實施重點區塊拆遷和掃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遷面積640萬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體系，加快項目建設，全面提升農居品質，妥善安置被征遷群眾，到2016年，累計完成新開工安置房300萬方、竣工350萬方，回遷安置12000戶。三是大力推進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設，推進秋石快速路三期、東湖快速路、德勝東路東延高架、艮山快速路“兩縱兩橫”快速路網成型，積極推動滬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設，加快同協路、丁橋東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車；著力解決斷頭路問題，提升道路聯網貫通能力。加快建設大型立體停車設施，到2015年建成停車位7500個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設施建設，力爭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達到1.96；結合地鐵二號線建設，高標準實施慶春廣場地下空間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進城市管理體制機制創新。以城市管理機構改革為契機，鞏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實屬地責任，加快城市管理資源整合，擴大“數字城管”覆蓋面，充實網格化管理內涵，不斷拓展城市管理領域，提高現代化、精細化管理水平。深化分類管理理念，加強潔化序化和防違控違拆違等工作力度。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和群眾參與城市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一步打造整潔、有序、優美的城區環境。
推進治理現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務水平?，F代治理是打造“國內一流的現代化中心區”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將建立起政府主導、社會和市場共同參與的現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區法治建設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區前列，黨風政風滿意率達90%以上。一是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推進行政審批職能整合工作，面向社會的行政審批事項100%納入區行政服務中心受理、辦理。創新公共資源交易管理機制，建立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廣政府投資項目實時監督管理系統。進一步健全三級政務服務體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務體系覆蓋率達100%。二是探索治理主體多元化。統籌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在社會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繼續推進市政服務主體的多元化試點，引導和鼓勵企業與社區組織參與到市政服務及社區服務。放寬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投資準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務項目經營權轉讓機制，采取BOT、公私合營等方式向社會資本轉讓全部或部分經營權，提升服務的專業化水平。三是創新社區管理服務機制。深入開展社區組織參與社會管理試點，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切實提升社區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區建立“五位一體”的服務體系。切實加強社工隊伍建設，全面推廣“責任社工”管理服務體系，到2016年，第三方測評的群眾滿意率達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體系。堅持依法治區，深化“網組片”建設，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格局。到2016年，實現矛盾糾紛人民調解率和調解成功率分別達到98%和95%；勞動關系和諧指數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創建成果。加強公共安全、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積極開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諧家園等創建活動，健全外來人員服務管理，大力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基于元需求的現代城市發展新民生觀
現代城市設計的民生需求錯位與人本導向糾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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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規劃中的理念流變與人本思想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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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設的全球共識與我國的提振策略
“小政府、大社會”的中外理念差異與本土模式選擇
當代城市社會治理的世界理念與善治內涵
城市地震突發應對的國際借鑒與中國對策
城市交通擁堵的“三化”成因與社會化治理路徑
城市河道景觀設計的和諧宜居理念應用
不可復制的喬布斯管理創新
建筑業注冊執業人員的隊伍現狀與優化策略
國際總承包項目的安全風險與突發應對
探索基于國情之別的本土城管新模式
國家立法行政強制對城管執法的規制作用
歐陸城市風情(一)——西方社會人文生態之安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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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海難:漂浮的都市浪漫悲情
大學,城市的脊梁與頭腦——有感于世界名校校長的箴言
房地產,價格與價值如何在重拳治本中回歸理性?——一場關于有房住與有住房的制度對話
“推力-拉力”理論視野下城市人口流動的制度設計
我國大城市現行戶籍制度與突破的理性思考
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國家模式與分類機制
現代城市人口流動的多元矛盾與機制優化
城市流動人口管理中的行政侵權與責任追究
城市人口布局優化的動力模式與路徑選擇
相關鏈接:轉型期城市非農人口遷移發展的態勢——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流動問題”綜述
上海世博會蘇州論壇——城市更新與文化傳承
上海世博會無錫論壇——科技創新與城市未來
上海世博會南京論壇——環境變化與城市責任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新視野與踐行路徑
我國發達城市加速整體轉型的路徑與對策思考
大城市軌道交通規劃的現實反思與多元優化
低碳交通模式及其在現代都市的普及——以上海為例
后世博效應與區域“十二五”科技發展戰略——以上海閔行區為例
世界經典管理理論(二)
烏魯木齊城市小廣告治理的成效與機制完善
四川綿陽多元并舉治理“城市牛皮癬”
基建——城市現代化的凝固音符
網格化對社區建設的組織意義與空間關系
現代城市社區行政與自治權互構的模式和內動力——基于對深圳市“鹽田模式”和“南山模式”的分析
城市社區資源整合中的自組織能力建設——上海大寧路街道社區資源整合調查
城市社區物業管理全覆蓋的多重制約與突破策略——以W市J區116個社區為分析樣本
城市居民的社區安全感及其多元影響因子——基于南京市玄武區的調查數據
城市社區建設中金融體系的完善
“愛心超市”:現代城市社區社會救助新模式——以廈門嘉蓮愛心超市為例
巨災保險體系建構的國際比較與我國的完善
城市自然遺留地的多元價值
上海市應急管理聯動信息平善的理性思考
財政轉移支付對城鄉收入差別的影響及其成因——以上海市為例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豐碑之期——關于2010上海世博會主題的對話
公民參與視野下的現代都市軟實力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制度障礙與未來創新
第四代港口——未來港口的新趨勢
軌道交通對零售商業活動的空間影響——以上海為例
世界管理經典知識文摘——細節決定成敗
關鍵詞 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 大慶經驗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要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機制以及社會治理績效評估等，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黑龍江大慶市以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為魂，從2005年大慶市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啟動以扁平化管理，綜合執法為特征的公安體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發揮綜合組織協調優勢，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2012年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市區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接連幾年的大膽嘗試，大慶市的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被總結為“大慶經驗”。
1“大慶經驗”：社會治理的新探索
“大慶”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國慶，聞明于其豐富的能源資源。1959年開發建設，1979年建市，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2005年，大慶市開始實施以“1+5”為基本脈絡的公安體制改革?！?”即以扁平化和綜合執法為特征的改革，包括縱向管理體制和橫向機構改革，變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變分局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即在扁平化基礎上推行警務指揮，社區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項深化改革舉措。該項創新警務工作機制，不僅大大提高了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同時也更合理的進行了警隊配置。從宏觀層面觀察大慶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內部條線管理，處理好了體制和機制的關系。明確了上下級的職責，做到對口服務，資源集中，一對一責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應急問題時能夠及時得到相應的服務。
2009年，大慶市又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會資源、集中治理，以“解決問題”為核心思路，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在這場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眾的特性、人的價值訴求被提上日程，正確處理了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提倡政府工作做減法，社會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慶市政府減少了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從管制、管理到服務的重大轉變；政府瘦了身，從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社會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繼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慶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處置反饋系統和“百湖民聲”網絡問政機制。在豐富了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優化了群眾監督的入口，通過問情于民落實知情權，問需于民落實選舉權，問計于民落實參與權，問績于民落實監督權，大慶市以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義上激發了群眾主人翁意識，提高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效率。
2012年，大慶市再次大膽嘗試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新社區的合并改革了社區管理體制，使管理層級由市、區、街道、社區四級變為市、區、社區三級。新社區實行“一委一站一會”新模式?！耙晃奔瓷鐓^黨工委；“一站”即社區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區實施服務和管理的基礎平臺，內設綜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一會”即居民議事會，是新社區議事協商機構。同時，實行“一社多居”，即在一個社區管理服務范圍內設置三到四個居委會，居委會不再參與行政管理事務，而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次改革再次發揮了公民自治組織的主觀能動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區管理體制存在的管理層級多、辦事流程繁瑣、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不強、居委會行政化傾向嚴重等問題。
縱觀三次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從警務工作機制、民生工作機制到社區工作機制，大慶給我們的是一種范本、一種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啟示和印證。
2“大慶經驗”：有效社會治理的三個要點
區別于“溫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業化轉型道路以及經濟服務性的“浦東模式”，“大慶模式”開創了獨一無二的資源性城市轉型之路。以“浦東模式”作對比，其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歷史機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資、走開發公司主導下的國家級開發區建設之路?；诂F代化的大背景，浦東依托于上海開放城市的環境善于吸收發達國家政府先進管理經驗的海派文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從源頭開展經濟建設。但相比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慶市，最初肩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重任，陸續又扛起支撐龍江發展。其完全是主動作為，自力更生，以石油為支撐，以內生動力為驅動，追求經濟城市“雙轉型”的道路。因此總結大慶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經驗作為折射鏡，亦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一個良好的參考。
2.1創新社會治理準確定位，做到改體制與建機制同步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是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體制是一個框架和結構，機制是一種規則和運行，體制問題解決了，機制問題同樣要解決好，否則體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大慶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是結構性的改革，通過體制再造將人力、物力、財力、權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層。大慶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減少層級，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離的深入基層，將具體的改革落實到社區、公安、公共服務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對于大慶市而言，在科學的框架設計下良性的運轉自己的機制，建立規范化的制度進行結構和資源上的轉型，以此來形成系統良好的動力機制、保障機制、激勵機制和運轉機制。動力機制促進保障機制的完善與健全，保障機制的周密使得激勵機制更富實際價值與作用，同時帶動運轉機制的活力，盤活了整個社會治理的生物鏈。
2.2創新社會治理提高公民參與度， 建立互信互任關系
公民的政治參與是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主要環節，是監督政府的審判者與執行者。隨著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競爭意識和參政意識的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投入到社會治理與基層建設中來。同時，政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如形式主義、的問題、行政審批程序煩瑣，推諉扯皮，效率低下、辦事缺乏透明度、官員腐敗等現象也切實得需要基層群眾的民主公正的監督。因此政府與百姓之間應當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保障維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質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履行公民責任，認真務實的投入到政府監督中，起到規范政府行為的作用。
2.3創新社會治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對公眾生活的改善，創新社會治理應當尊重公眾的主體地位。隨著人們的需求結構從最基本的溫飽需求向高水平高質量的小康需求轉變，公民對于公平、正義、人格、尊嚴等現代需求、價值觀看得越發重要。具體體現在戶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積金等具體項目上個人利益的爭取上，更體現在公民爭取政治參與平等觀念的轉變，每一個人都積極投身于政府活動的監督與管理中。其次，隨著人員流動性的加強，逐步從有組織到組織相對弱化，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會人的同時引導并支持社會人參與到社會管理中，投身于民間組織的建設中，社會治理才能良性運作。再者，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變得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人們在信仰、道德、倫理方面有著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強社會治理能力，不僅僅體現在剛性需求的建設開發中，更應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即時調整傳統的社會管理指導理念、體制機制、以及方法手段，強調社會治理的本質與核心當是“以人為本”。
3創新社會治理：由權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創新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參與，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執政者從權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按髴c經驗”是成功踐行創新社會治理的典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應當擇其益者，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改變執政觀念，提供公民更多參與社會治理的權限與渠道，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創新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1）制度規范問題。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等等，這就對公眾制度化組織化的參與提出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規范，對公眾參與的制度和途徑提出了期待。我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存在很多問題：參與社會治理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持，公眾參與的代表遴選不科學，程序不明確等等，在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不規范的情況下也就導致了非制度化的參與，諸如集體散步等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應當完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規范，做到制度公開，程序透明公正，使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獲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問題。在傳統國家，官民關系表現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而在現代國家，官民關系則體現為“委托與的關系”。在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統治。在治理中，每一個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參與者。治理的目的不是過去把人給管死，而是通過積極的參與、溝通、協調、鼓勵、規范和閱讀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的秩序和狀態。政府與公眾應當是建設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擔起社會治理的責任。這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與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維護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權益。
（3）培育與發展的問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定是個社會組織極為發達的社會?，F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亦是一個政府分權社會增權的過程，即政府的權力從社會領域適當退出，留下的空間由社會組織填補。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里的發達國家，每萬人里擁有的社會組織的數量只有3.8個，法國是110個，日本是97個，發展中國家平均10個以上，足見我國的社會力量太弱?，F代社會管理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并依法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調節的過程，也是社會自我服務并依據法律和道德進行自我規范和調節的過程。黨和政府是治理的主體，社會組織和平民百姓同樣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平等對待并有效發展才能盤活整個社會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創新社會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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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州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的經驗
蘇州以較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高的城鄉文明程度、較完善的城鄉公共服務保障體系，使城鄉一體化水平居于全國領先地位。
構建以城鄉一體化為宗旨的城鄉利益協調機制。改革實踐中，蘇州市政府站在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按照集約、智能、低碳、生態和可持續的發展要求，制定城鄉一體的發展規劃，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領導小組以及跨部門綜合辦公室，改變“管城的不管鄉、管鄉的不管城”的二元管理體制，使土地利用、城鎮布局、產業發展、生態建設等專項規劃有機融合、協調一致。
健全以“三集中”為特征的城鄉利益生成機制。目前，蘇州建設用地占陸地面積已超過40%，從生態和宜居角度看，粗放式增量擴張的路子難以為繼。為此，蘇州通過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居住向社區集中，即“三集中”，引導鄉村工業和農業實現規模經營以獲取規模效益，引導農民集中居住以節約土地資源，拓展發展空間。
形成以“三置換”為導向的城鄉利益交換機制。在改革過程中，蘇州積極引導農戶把集體資產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農村住房置換成股份合作社股權、城鎮社會保障和社區住房，即“三置換”，并參照市場原則，形成利益交換機制。通過該機制，最大限度地使農民擺脫土地、農村住房、集體資產的牽A，提升農村資源的“動能”。
建立以服務均等化為內涵的城鄉利益保障機制。目前，蘇州已建立起城鄉一體的交通、通信、供水、供電、污水和垃圾集中處理基礎設施體系;已建立起集黨員活動、就業社保、商貿超市、衛生計生、教育文體、綜治警務、民政事務、環境保護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農村社區服務體系;已實現城鄉低保、養老和醫療保險的“三大并軌”，成為“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典型示范區”。
二、蘇州城鄉一體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滯后。在上述所分析的“三集中”所涉及的產權中，除置換后的房屋產權完整外，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資產所有權均表現為“權能”不足。這就使得農民手中的“股權證”，僅有表決權和分紅權，不能抵押、擔保和轉讓，沒有“用腳投票”的權力，存在較大的“委托―”風險，無形中增加了行政成本，也使“集中”的效率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農村合作組織治理低效。截至2013年底，蘇州共有各類農村合作組織4168家，持股農戶比例超過96%，村均集體收入達到650萬元。然而，調查顯示，這些合作組織也存在著諸多的發展桎梏，如分紅水平不高，分紅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太低，影響了合作社凝聚力;超過90%的合作社經營管理層與村“兩委”有疊合，這種疊合雖在短期內可提升農村基層組織執行力，但從長期來看，并不利于合作社成長，導致治理結構虛置，形成新的“政社不分”，制約了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城鎮社區管理不夠健全。目前，蘇州鎮域常住人口規模一般在15萬～30萬之間，經濟總量堪比內地縣級市。雖然蘇州正試點“區鎮合一”，但其僅限于將開發區經濟管理職能與鎮的社會管理職能合并，并未真正突破“鎮”建制束縛。另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失地農民為主的新型社區大量涌現，大量撤并村進駐同一社區。這一方面會導致新型社區自治與撤并前村民自治在銜接方面存在困難。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原村集體財產在分割、繼承、管理等方面出現較多的管理漏洞。
三、深化蘇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建立產權交易市場，實現資源配置優化。明晰產權歸屬，順暢產權交易，是確保農民權益，發展農業組織，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保障。對此，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集體資產所有權要在“確權”的基礎上，賦予其抵押和擔保的權能，并在此基礎上，可探索性地建立縣級農村產權交易市場。這一方面主要是允許農村產權在村鎮內部的有償轉讓以及在資產市場上的有效交易，確保農民手中的土地及相關資產能夠實現其應有的市場價值。另一方面，對于零碎的產權，可在健全保障的基礎上促使農村產權適當集中，以此促進資源能夠集聚在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通過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借助市場的力量，可以激活各農業合作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進而有效推進城鄉一體化。
培育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現代農業經營模式?，F代化的農業經營主體，是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的主要推動力。這方面可借鑒荷蘭農業合作社的發展經驗，通過大力發展基于家庭農場的農業合作社來增強農業經營主體的自營能力。對此，可結合蘇州實際，建議重點扶植和培育千畝規模以上的家庭農場，并適時出臺《家庭農場法規》，為家庭農場經營提供相應良好的法制、稅收、資金、裝備等條件，并規定家庭農場承租經營期不宜少于10年，適時推動家庭農場之間的專業合作。同時，要理順家庭農地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關系，即家庭農場主要負責農業生產日常管理，而合作社主要負責加工、技術和服務等，努力形成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專業合作社，并通過聘請職業經理人，將土地（林地）招標給家庭農場耕種，努力探索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的有效路徑。
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加快城鄉一體融合步伐。據統計，2013年蘇州市農民人均收入為2156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占比分別為64.23%、21.16%、7.61%和7.0%。在此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主要由市場決定，一般而言，只能通過長期的教育投資慢慢轉化為農民現實收入增長;對于家庭經營性收入，政府可通過采取加快城鎮化步伐，拓寬農民經營內涵，提高種植、養殖平均經營規模等方式，多管齊下地實現經營性收入的快步增長;對于財產性收入，政府可通過政策規定和審計督查等方式，確保農民合作組織能將當年盈利的60%用于分紅和返還社員，確實提升農民福祉。同時，為避免失地農民“上樓萬事愁”，所有新型社區都應提供良好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公民素質教育等，以此構建社區終身教育體系，增強農民收入獲得能力和現代社會適應能力，加快城鄉融合。
實施政社分離，統籌協調村社組織自治關系。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會逐漸進入新型社區，但村集體的經濟利益和原村民的自治組織在此過程中可能會依舊保留和存在。為改變這種“政社不分”的傳統村社治理方式，在構建和推進新型社區時，特別要注意統籌社區自治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對此，可建議將原村自治組織改造為經濟組織，而社區組織則維持其社會管理服務職能，目的在于實行政社分離的管理模式，給予村組織充分的經濟自治權。在該模式的引導下，在不斷提升村組織發展活力的同時，社區組織應為其提供多方面的服務保障，積極改進村組織的管理方式，帶動和推進村組織的現代化進程。借助統籌村社組織發展關系的契機，在優化村社組織治理結構的同時，努力探索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治有效銜接的多樣實現形式。
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和諧社會；大學生；社會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不斷向實踐滲透，并與實踐緊密結合，以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向實踐轉向成為一個新的課題。21世紀信息時代的到來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發展內在地要求理論本身要具有實踐解釋能力和可操作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迎接21世紀信息時代和中國現代化實踐發展的挑戰，就必須深入到新階段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和諧社會構建的現實世界，結合時代和實踐發展境況，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參與能力，從而實現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實現其價值的最大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理論與實踐維度
實踐轉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現自身價值的必然要求?！罢嬲睦碚撝挥幸环N，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1]，在信息時代的背景下，中國現代化建設進入經濟社會的深層改革和戰略發展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有著深刻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緣由，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其進行深度剖析。
（一）理論之維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內涵的深化與拓展，需要一系列相關理論的支撐和依托，而的交往實踐理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觀和價值觀建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理論之維。
馬克思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2]，而“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3]。在唯物史觀的視野里，實踐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的外顯方式，人在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生成了對象化世界，建構了主體間的交往共同體，并在其中的實踐活動中以一定的形式形成了主體間的交往關系，生成了以客體為基礎、以主體為核心的社會關系。以交往實踐理論為指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該突破以理論教育為中心的范式實現實踐轉向，搭建平臺讓高校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使其在實踐中尋找理論知識與現實社會的契合點和融合點，既能增強理論教育的實效性和時效性，又提升學生的交往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實踐觀認為：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目的、發展動力和檢驗標準。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種理論教育，理論教育植根于實踐，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同時應該回歸實踐，在實踐中檢驗，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特質的內在規定，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觀的基本點。
同時，“理論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質。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盵4] 換言之，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要“說服人”，使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實現最大化，必須緊緊抓住人本身。而從事滿足自身需要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活動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最集中體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雖然是理論教育，但它的價值卻體現為實踐價值，即必須從人的需要出發并能指導人的實踐，這客觀上要求理論教育必須與實踐有機結合，避免空洞和抽象，使理論教育的價值在實踐中實現和檢驗，增強針對性、吸引力和有效性。換言之，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價值觀的內在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二）實踐之維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社會主義發展實踐的重要一維，它的發展是與時代和社會的發展相協調的，并服從和服務于社會和人的發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不僅有深層的理論淵源和依據，同時也有深刻的現實依據和堅實的實踐據點，即：當前和今后一個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為目標，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經濟社會的轉型與升級。這有機統一的系列實踐活動和目標建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實踐之維。
人是實踐手段與目的的有機統一體，青年大學生是我國的人才寶庫，是中國特色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和潛在推動者，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人力資源和潛在人力資本。因而，高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活動和目標，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要加大理論的宣傳和解釋力度，另一方面則要為受教育主體搭建實踐平臺，建構實踐模式，讓大學生投身到社會建設中，在實踐中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提高理論的實踐參與能力，從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使青年大學生在推進社會和自身發展的實踐中尋找動力源，使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轉化為青年大學生的自覺行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得以充分詮釋和實現。
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三個模式
高校打造三大實踐平臺，即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和志愿服務平臺，建構虛擬環境中的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和現代公民文化環境中的結構性互動模式,使高校大學生在與新生代農民工共同成長發展、服務社區建設和增強現代公民意識中實現自我提升的同時助推社會管理的創新和和諧社會的構建，最大限度地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
（一）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建構虛擬環境中的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
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是網絡時代虛擬空間和虛擬社會中的主力軍，團廣東省委和廣東省教育廳打造學工成長發展網絡互動平臺，該平臺以新生代農民工開展網絡高等學歷教育學習為切入點，高校大學生以學習助理的身份參與新生代農民工“圓夢”計劃人才培養工程，滿足新時期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發展訴求。大學生擔任學習助理使大學生由現實大學校園中單純的受教育者轉變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理論教育者和學習管理者和服務者。大學生通過郵件、QQ、微博、手機等各種新媒體手段，加強與“圓夢”計劃學員的交流溝通，引導他們堅定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學員良好的思想道德、職業道德和心理品質，同時激勵“圓夢計劃”學員自立自強、奮發向上，完成學業。
大學生參與新生代農民工成長發展的“圓夢”計劃，客觀上要求大學生自身必須具有較廣博的學識、較深厚的理論積累和較強的自我管理能力，方能勝任“學習助理”一職。學工成長發展聯合陣線使大學生在身份轉變和角色變換中認識自我、定位自我，并在協助導師和班主任開展實際工作中得到鍛煉，在與新生代農民工互動中真切地了解新階段的社情和民情，在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解決問題中提升自我，這是網絡時代大學生與新生代農民工打造的成長發展聯合陣線，是虛擬環境中教育主體間的互動模式，也是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有效模式之一。
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國兩大最為活躍、最有生機和活力的青年群體，加強這兩大群體的教育、引導、管理和服務、滿足他們成長發展訴求，不僅是現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課題，也是和諧社會視域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新課題。學工成長發展聯合陣線作為虛擬環境中二元主體雙向互動模式為以上兩個課題的研究找到了接洽點，也使大學生和新時代農民工作為教育主體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在實踐中培養有理想、有追求、有責任感、有影響力的“四有”青年，建構教育主體間的互動模式,在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和推進和諧社會構建的同時培養和塑造兩大青年群體。
（二）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建構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
社區是與千家萬戶人民群眾聯系最緊密的基層之一，社區的管理和服務貫穿于基層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沒有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局的和諧與穩定。然而，由于社區工作繁雜，人力不足和人員素質偏低等因素，社區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現狀與人民群眾的理想訴求存在一定的差距?？s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之一是高校與社區合作，打造在校大學生社會掛職平臺，建立大學生社區掛職機制，讓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的管理和服務，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高社區的管理和服務能力，推動基層和諧社會的建設。
在校大學生社區掛職平臺建構的雙重環體中的多維主體雙向互動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大學生這一受教育主體在校園里接受教師的理論教育，提高理論修養，為實踐工作奠定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大學生在社區接受社區工作人員的實踐指導，并在服務社區、服務群眾中真切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同時，教師、社區工作人員在為大學生答疑解惑中求進，甚至和學生共同研究和解決現實矛盾和問題，共同思考和探討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和和諧社區的構建，使教育主體與受教育主體之間、教育主體之間、受教育主體之間這多元主體在管理和服務社區的實踐中形成能動的多維雙向互動關系，使高校大學生在推動和諧社區建設中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實踐轉向。
（三）志愿服務平臺：建構現代公民文化環境中的結構性互動模式
馬克思指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5] 國家理論認為，人為基礎的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時“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6] 而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個人、團體和社會組織則是市民社會的基礎，缺乏公民意識的人，不太可能成為全面發展的現代化人才；缺乏公民意識的民眾也難以推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需要培育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和文化的人才。
中國現階段處于社會轉型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結構將出現根本轉變，包括群體利益、社會關系、社會規范、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全方位變化，同時也還有社會系統的序變，這一系列的根本轉變將會擴大政府與市場無法觸及、需要民眾廣泛參與的社會公共領域，這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新課題的同時也為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識提供了契機，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具體表現為民眾的志愿精神外化的志愿服務行動，即民眾樹立包容發展理念，重視共建共享、文明傳承，自愿承擔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準則的社會責任，這也恰恰是和諧社會視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之一。
志愿（義務）服務是個人多方面多領域社會參與、志愿無償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是現代公民社會參與的基本方式，是自愿承擔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準則的社會責任的行為。高校大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在老人服務、幫教服務、城市社區建設、環境保護、大型社會公益活動等領域為政府和社會團體提供無償服務，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高校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有效模式，也是和諧社會視域下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有效模式。
大學生志愿服務在“奉獻社會、豐富生活體驗、提升自我”的過程中“傳遞愛心，傳播文明，促進社會和諧和社會進步”，在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實現個人價值，在提升自我的同時提升社會成員的現代公民意識，增強社會凝聚力，從社會心理和公民文化上培育學生的現代素質，使具有現代意識的大學生成為促進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人才基礎。因此，大學生志愿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在開發現代公民文化的實踐活動中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自身的結構性互動。
助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踐轉向的三個模式彰顯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時效性和實效性，即大學生在參與新階段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中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認知，并在提升自我的過程中助推和諧社會的構建，使人（大學生）與社會得以協調發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實現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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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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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252.
1.機構設置更加合理。聯合工作站與社區獨立設置，聯合工作站承擔所有社區政府審批事項，一般由6名全科社工組成，集約化的辦公保證的服務的準確、全面、高效；居委會承擔所有政府審批事項以外的工作內容，一般由15-18名工作人員組成，不必設置窗口，工作人員基本都在出來流動中處理群眾事務，零距離貼近群眾服務，這樣還避免了站居不分，很多工作交叉重疊在一起的現象。這種做法有效整合了社區公共資源，同時也充分釋放人力、激發活力，促進了公共服務效能的提升和社區自治功能的回歸。
2.服務更加科學高效。構建了“互聯網+全科社工”的服務形式實現社區治理以及社區和網格信息“一次采集、多方共享”。聯合工作站設置專門的區域負責信息采集工作，建立社區大數據，服務社區，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復工作。
3. 服務更加精準便民?！叭粕绻ぁ笔芾順I務區分即辦件、承諾件，杜絕來訪居民“等待、再來、折騰”等現象，達到“居民手續齊全的業務即來即辦、即辦即走”的便民服務標準。
4.社工考核機制更加完善。對社工進行分級管理，對應著不同的崗位和薪資待遇，讓社工有“奔頭”，避免了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大鍋飯”現象。
